衆所周知，猶太人是一個善於經商的民族，在全世界最有錢的資本家中，這個僅佔世界人口0.3%的人口的民族卻有一半都是猶太人，世界上第一個億萬富豪洛克菲勒、華爾街領頭羊摩根家族、控制歐洲金融命脈的羅斯柴爾德，金融巨頭索羅斯等等都是猶太人。
然而，一向善於經商的猶太人，卻幾乎沒有出現在中國，那麼這些猶太人爲何不敢來中國呢？
實際上，早在唐朝時期，猶太人就已經進入我國，唐朝時期強盛開放，絲綢之路繁忙，一些猶太人（當時他們自稱“一賜樂業人”）沿着這條商路，從波斯或印度來到了中國。他們主要在長安、廣州這些大城市活動，做點跨國貿易。不過，唐朝的記載不多，他們更像匆匆過客。
公元10世紀末到11世紀初，宋真宗在位時，又有一批猶太人風塵僕僕地抵達了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都市汴梁。他們帶着西洋布匹之類的貢品覲見皇帝，宋朝皇帝展現了驚人的包容，下了一道著名的詔書，大意是：“歡迎你們歸附我中華，可以遵守你們自己的宗教傳統，就留在汴梁生活吧。” 這道詔書，爲猶太人在中國長期定居打開了大門。
很快在開封城西，形成了一個猶太社區。他們擅長經商，利用自己的國際網絡，把中國的絲綢、瓷器運出去，把中亞、波斯的香料、寶石帶進來，生意做得風生水起。
他們有自己的猶太會堂，嚴守安息日，誦讀他們的經典《摩西五經》。因爲他們在宰殺牲畜時嚴格按照教規挑去腳筋，開封老百姓就給他們起了個形象的外號——“挑筋教”，這塊土地接納了他們，他們在這裏和平地生活、經商、祈禱。
然而，融入的種子已經埋下。開封猶太人雖然堅持信仰，但也生活在濃厚的儒家文化氛圍中。明朝弘治二年，他們重修會堂時立的碑文《重建清真寺記》裏，解釋他們的信仰說：“我們的祖師亞伯拉罕…不塑偶像，不諂媚鬼神”。
這說法，跟儒家“敬鬼神而遠之”的理性態度，聽起來是不是很像？學者們就指出，這種思想上的接近，爲後來的深度融入甚至同化埋下了伏筆。
宋朝開始，中國社會最受尊敬、最能光宗耀祖的道路是什麼？是科舉做官！開封的猶太人子弟，從小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耳濡目染。他們發現，僅僅經商，雖然能致富，但社會地位遠不如讀書做官的士大夫。
而且，想要真正融入主流社會，理解並參與國家的治理，科舉幾乎是必經之路。於是，猶太社區開始重視儒家經典教育，鼓勵子弟參加科舉考試。
有記載顯示，早在北宋元祐三年，就有一位叫李哲的猶太人考中了舉人。到了明朝，更有叫艾春的猶太人考中了進士，還有趙登、趙英誠等猶太人也金榜題名。這意味着這些猶太精英的思想認同，已經從“我們是上帝的特選子民”，逐漸轉向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
他們鑽研的不再僅僅是《塔木德》的律法辯論，而是朱熹註釋的《四書五經》。生存和發展的現實需求，加上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強大吸引力，讓他們主動走上了“學而優則仕”的道路。
那麼，猶太人有沒有試圖在中國傳播自己的宗教呢？可能有零星嘗試，但註定失敗。原因很深刻：
- 儒家文化的強大同化力：儒家思想本身不是排外的宗教，而是一套成熟的倫理、政治和社會體系，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吸引力。猶太人精英階層本身已經被其吸引和同化，缺乏向外強力傳播的內在動力。
- 缺乏傳教傳統：猶太教本身不像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那樣具有強烈的普世傳教使命。它更注重本民族內部對律法的遵守和傳承。
- “實用理性”的勝利：在現實層面，融入主流社會、獲得社會地位和尊重所帶來的實際利益，遠比費力地向外傳播一個陌生的、可能引起警惕的宗教更有吸引力。馬克思後來在《論猶太人問題》中精闢地指出：“猶太人的世俗基礎是實際需要，自私自利。” 在開封，這種“實際需要”最終導向了融入儒家社會，而非固守宗教藩籬。
- 中央王朝的“文化自信”與“不干涉”政策：宋朝及後來的明清政府，對猶太人的信仰基本採取“不干涉”態度，這種自信的包容反而讓猶太教失去了“反抗壓迫以凝聚自身”的外部壓力源。
到了明末，著名的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在開封遇到了一個叫艾田的猶太人後裔。艾田還能認出一些希伯來字母，但他已經是個標準的儒家士子，更津津樂道的是他對《中庸》的理解。
此時，開封猶太社區只剩下十幾戶還勉強維持着信仰，年輕人連祖先的文字都不認識了。宗教的紐帶越來越弱，文化的紐帶越來越強。
清咸豐十年，黃河氾濫，大水沖毀了開封城，也沖垮了那座象徵着信仰凝聚力的猶太會堂。隨着最後一位懂得希伯來語和教規的拉比在19世紀中葉去世，維繫這個獨特社區的最後一絲宗教痕跡消失了。他們的後裔在生活方式、婚喪嫁娶、節日習俗上，與周圍的漢人已毫無區別，甚至有些人還信了佛教或道教。
當現代以色列國建立後，有些開封猶太后裔試圖“迴歸”以色列，卻因爲無法嚴格按猶太教規證明自己的身份而被婉拒。這羣猶太人，早已在血脈和文化上，完全融入了中華民族。這不是被迫害的結果，而是在一個強大、包容且具有高度同化力的文明中，歷經數百年自然演進的文化涵化。
只不過，猶太人並未就此放棄，猶太人主宰世界，一是靠宗教、靠信仰，二就是靠經濟、靠金融。猶太人利用文化入侵、意識形態，征服中國人的計謀未能得逞，也學聰明瞭，後面就改爲從金融上打開一個突破口。
1998年，中國正經歷着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長江、嫩江、松花江流域險情不斷，數百萬軍民日夜奮戰在抗洪一線。就在全國上下全力抗洪救災之際，另一場沒有硝煙、卻同樣兇險的戰爭，在剛剛回歸祖國懷抱不到一年的香港金融市場上打響。
國際金融大鱷，以喬治·索羅斯的量子基金爲首，像嗅到了血腥味的鯊魚，他們認爲香港在迴歸初期可能存在漏洞，加上亞洲金融風暴的餘波，正是狙擊香港聯繫匯率制、做空港股牟取暴利的天賜良機。
早在1998年5、6月，索羅斯陣營就開始在香港和國際金融市場上散佈恐慌性言論，核心是唱衰香港經濟和聯繫匯率制，製造“人民幣即將大幅貶值”、“香港外匯儲備不足”、“聯繫匯率制必垮”等謠言。目的是動搖市場信心，引發拋售。
利用香港自由金融市場的便利，索羅斯等對沖基金以低利率大量借入港幣。借這麼多港幣幹嘛？是爲下一步狙擊港幣匯率準備“子彈”。
到了7、8月間，攻擊正式開始。對沖基金開始在市場上瘋狂拋售借來的港幣！他們賭的是：巨大的拋售壓力會迫使香港金管局放棄維持1美元兌7.8港元的聯繫匯率，讓港幣貶值。一旦港幣貶值，他們只需用更少的美元就能還清當初借的港幣，賺取鉅額匯差。
爲了應對拋售、保衛匯率，金管局不得不大幅提高銀行間拆借利率，高利率雖然保住了匯率，卻像一劑毒藥，嚴重打擊了股市和樓市。
在做空港幣的同時，索羅斯早已在恆生指數期貨市場建立了鉅額的“空頭頭寸”。什麼意思？就是賭港股會大跌。他們前面做空港幣、推高利率，就是爲了製造恐慌、打壓股市。一旦股市真的暴跌，他們在期貨市場上的空單就能賺得盆滿鉢滿。這是一套環環相扣的立體攻擊策略。
面對排山倒海般的攻擊，剛剛成立的特區政府壓力山大。時任財政司司長曾蔭權、金管局總裁任志剛等人意識到，單靠香港自身的外匯儲備可能難以抵擋如此兇猛的聯合攻擊。情急之下，曾蔭權祕密飛赴北京求援。
在聽取了香港的緊急彙報後，中央決策層迅速拍板：不惜一切代價，支持香港捍衛聯繫匯率制和金融穩定！ 中央明確表示，國家超過12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就是香港的堅強後盾。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更是向市場傳遞一個無比強烈的政治信號：有整個中國在背後支撐，香港絕不會倒！
得到中央的強力背書，一場驚心動魄的金融保衛戰拉開序幕，恆指當天不僅沒有暴跌，反而戲劇性地收在了7829點，索羅斯等主力空頭損失慘重，僅量子基金一家據說當天就虧了超過4億美元。港府在中央的全力支持下，打贏了這場“香港金融保衛戰”。
回顧歷史長河，猶太民族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經歷了兩次刻骨銘心的“挫敗”，這兩次經歷，尤其是近代金融戰的慘敗，讓一些猶太精英對中國產生了極其複雜的情緒，甚至可以說是深深的忌憚和某種程度的“恨意”。
要知道，在其他地方，猶太民族要麼成功保持了自身文化（如歐美），要麼在金融領域呼風喚雨（如華爾街）。唯獨在中國，他們經歷了雙重失敗：文化上被同化，金融上被阻擊。這種“例外”讓他們感到困惑和惱怒。
那麼，爲什麼猶太資本能在其他國家/民族經濟中“橫行”，卻唯獨在中國難以成功？原因其實很簡單。
中華文明五千年延綿不斷，具有強大的文化凝聚力和同化力。這種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民族認同，形成了天然的“防火牆”，使外部思想難以顛覆其核心，也使得國民在面對外部衝擊時更容易形成共識，支持政府維護穩定。
而且中國擁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具備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和戰略定力。當核心利益受到威脅時，政府有能力也有決心採取一切必要手段進行干預，包括動用鉅額外匯儲備直接入市。
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是分散的西方民主政體難以企及的。索羅斯的失敗，正是低估了這種國家意志的強度和執行力。
此外，中國擁有龐大的經濟體量和國內市場。這使得它對外部衝擊具有更強的緩衝能力和韌性。想通過外部資本力量輕易撼動這樣一個巨人的根基，難度可想而知。
從北宋開封猶太社區的消融，到1998年香港金融保衛戰的勝利，時間跨越千年，領域涉及文化與金融，但揭示了一個不變的定律：中華民族及其文明，以其無與倫比的韌性、包容力以及關鍵時刻凝聚的國家意志，構成了一道獨特的屏障。
猶太民族以其智慧和韌性在流散中生存發展，其金融智慧更是在全球資本市場叱吒風雲。然而，當他們試圖將自身的文化模式或金融規則強加於中國時，卻屢屢碰壁。
在開封，他們遭遇了潤物無聲卻勢不可擋的文化融合力量；在香港，他們撞上了堅如磐石的國家金融意志。這不是簡單的敵視或排斥，而是一種文明內在生命力和防禦機制的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