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4月15日上午東營、棗莊相繼發佈公告，截至目前，山東已有12座城市官宣2026年中小學春秋假安排。
單看春假，泰安定在6月1日至3日，加上週末連休5天；臨沂在4月中旬，德州在清明前後，濰坊由各縣區自主安排；日照、煙臺、濟寧、威海、淄博、濱州、東營、棗莊，則不約而同與“五一”銜接，進一步拉長假期，最長可達8天。
儘管時間有前有後，但根據山東相關部門要求，“零書面作業”與“零集體補課”，是各地實施春秋假的大前提。所以，相比孩子們的興奮與期待，家長的態度已出現明顯分化：有人直言“孩子在家沒人管”，甚至擔心“多天不學習導致成績下滑”；也有人認爲，現在課業壓力大，多一些休息時間未嘗不是好事。
那麼，春秋假是否有其必要性？
答案是肯定的。調研顯示，許多中小學生長期處於緊繃狀態。2025中國社會民衆心理問題調查報告指出，我國6-16歲青少年精神障礙總患病率高達17.5%，其中抑鬱、焦慮和神經發育障礙最爲常見。春秋假，不僅讓孩子們有更多機會走出課堂、走向自然，還能陪伴家人、舒緩身心，在書本之外收穫更多成長。
其實，春秋假並非一個新議題。早在2013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民旅遊休閒綱要（2013—2020年）》，提出可探索安排中小學春假或秋假。杭州更是在2004年就開始嘗試，至今已20多年。
值得追問的是，爲何這一制度設計長期未得到大範圍推廣？
癥結就在於，孩子和家長的時間很難對得上。
學校可以統一放假，但家長未必能同步休息。孩子多出的幾天時間，放在雙職工家庭那裏，很容易從難得的放鬆機會，變成請假成本或經濟負擔。再者，不同行業的休假彈性本就存在差異，一旦疊加上孩子的假期安排，這種時間錯位，就可能轉化爲新的社會不均衡。
因此，看似只有兩三天的假期，考驗的卻是學校安排、家庭配合以及社會運行的協同能力。
注意到這一點後，國家層面開始積極回應。無論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中小學春秋假”與“職工帶薪錯峯休假”並列提出，還是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表示將推動修訂《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都是針對民生痛點作出的系統部署，有利於通過制度更新確保家長安心休假。
福建、貴州、湖南等地也在因地制宜展開相關探索：有的要求用人單位制定年度休假計劃，有的嘗試將職工休假與學生假期銜接，儘量減少家庭內部的時間錯位。
但正如不少家長所擔心的，在今年春季學期本身較短的情況下，春假確實可能給教學進度帶來壓力。以濟南爲例，2026年春季學期從3月4日開學到7月4日放暑假，扣除雙休日以及清明、五一、端午等法定假期後，學生實際在校上課時間僅80余天。在這樣的時間框架下，春假如何安排，成爲一道現實問題。
正因如此，春假在推進過程中呈現出更強的彈性——由國家提出方向，地方統籌安排，學校結合實際自主確定，核心在於錯峯連休與靈活調整。以深圳爲例，當地並未統一安排春假，而是將選擇權交給學校，有的學校安排6天假期，有的爲4天，畢業年級則根據備考情況靈活調整甚至不設春假。從山東來看，多地也明確僅在非畢業年級推行春假，以兼顧教學進度與學生體驗。
其實，放也好、不放也罷，春假既非強制性要求，也不是檢驗教育民生溫度的試金石。一些地方設置春假，是爲了合理調配學期內教學與休息時間，同時帶動文旅等消費；而未設置春假的地區，則是基於學時安排、教學進度等實際條件等因素，審慎權衡後作出的決定。
歸根到底，我們最應關注的，是孩子們的心理健康與成長狀態。如何在學習與休息之間找到更合理的平衡，讓孩子真正“鬆一鬆”，或許比是否設置春假本身更爲關鍵。
（大衆新聞記者 王鶴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