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法國和德國的政府陷入分裂狀態以來，歐盟作爲一個整體在如何應對國防、技術與資本市場領域關乎存亡的地緣政治變局上，決策過程變得異常緩慢且痛苦
文｜沈聯濤
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2025年都將作爲一個關鍵的轉折點被載入史冊。
衝突在許多地區升級，特別是在烏克蘭、以色列-加沙-伊朗-黎巴嫩、巴基斯坦-印度、泰國-柬埔寨、蘇丹等地。在氣候方面，2025年是有史以來最熱的三個年份之一。根據Earth.org的數據，就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而言，它也是最昂貴的年份之一。美國總統特朗普於2025年4月發動的關稅戰既造成了貿易不確定性，也導致了全球供應鏈的戰略性轉移。技術在人工智能、半導體和其他領域實現了巨大的飛躍。金融市場創下了歷史新高，不僅股市如此，黃金（上漲近70%）、白銀（上漲近150%）和其他稀有金屬也大幅上漲。
2025年12月，歐盟凍結了自俄烏衝突以來扣押的2100億美元俄羅斯資產，俄羅斯中央銀行隨即在莫斯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追討由歐洲清算銀行持有的2300億美元俄羅斯主權資產。凍結主權資產對作爲金融中心的歐洲來說是一場法律與存續的噩夢——若資金可能因遵循美國指令或服務於歐洲的任意利益而被剝奪，誰還會放心將資金投入歐洲資產？值得注意的是，歐洲並未對俄羅斯正式宣戰，因爲烏克蘭既非歐盟正式成員，也非北約成員國。
2022年，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終結了歐洲二戰後來之不易的75年和平時期。自15世紀通過殖民擴張崛起以來，歐洲國家在歐洲內外曾週期性地陷入彼此間的暴力戰爭。俄羅斯人從未忘記，他們曾擊退了兩次關乎存亡的入侵：拿破崙領導的法國和希特勒領導的納粹德國。西歐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耗盡了其工業與殖民財富，隨後通過歐盟找到了和平與繁榮，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情況開始出現偏離。
在2012年接受《金融時報》的一次採訪中，時任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揭示了歐洲面臨的核心困境:“歐洲如今人口僅佔世界總人口的7%多一點，創造了全球GDP（國內生產總值）的約25%，卻不得不承擔全球社會支出的50%，那麼顯而易見，它唯有付出巨大努力，才能維持當前的繁榮與生活水平。”
縱覽當下，美國最新的《國家安全戰略》以直白而居高臨下的措辭評價歐洲:“歐洲大陸在全球GDP中的佔比持續下降——從1990年的25%降至如今的14%——部分原因在於國家及跨國層面的監管削弱了創造力和勤勉精神。但這種經濟衰退被一個真實且更爲嚴峻的前景所掩蓋，那就是文明的消亡......倘若當前趨勢持續，這片大陸在20年或更短時間內將變得面目全非......我們希望歐洲保持其歐洲本色，重拾文明自信，並放棄其對‘監管窒息’這一失敗路線的執着。”
歐洲的核心問題不僅僅是“監管窒息”，或者寄希望於制定規則並期待它們得到有效實施。根據《經濟學人》前主編比爾·艾默特的著作《西方的命運》，“歐盟在是否改革的問題上無法擁有自己的意志：其規則或運作方式的任何變化都由其28個成員國政府決定......歐盟的困境從根本上說，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制度性或超國家層面的問題。這是一種主要根源在於國家層面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困境。”
自法國和德國的政府陷入分裂狀態以來，歐盟作爲一個整體在如何應對國防、技術與資本市場領域關乎存亡的地緣政治變局上，決策過程變得異常緩慢且痛苦。代價高昂的俄烏衝突已揭示，歐洲將俄羅斯視爲一個關乎存亡的威脅，而非可以共同維護和平的重要歐洲力量。歐洲註定要面對一個根本性難題，正如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其經典著作《大國的興衰》（1987年）中指出的那樣：自古以來，大國若捲入戰爭或在國防上開支過高，便面臨侵蝕其國民經濟的風險。然而，若其國防支出維持在低位，則可能受到他國欺凌。
威脅不僅來自認知中的敵手。如果美國對接管格陵蘭有所圖謀，那麼歐洲對其領土主權的訴求，乃至其過剩儲蓄的配置，又將何去何從?
2024年，歐洲央行前行長馬里奧·德拉吉受託對歐盟競爭力進行了一項務實的評估報告。歐洲的脆弱性在於，其關鍵原材料依賴少數供應商，且超過80%的數字技術依賴進口。歐洲的電力價格是美國和中國的2倍至3倍。在全球前50大科技公司中，僅有四家來自歐洲。
德拉吉總結道，歐洲面臨三個選擇——癱瘓、成員國退出歐盟或一體化。英國脫歐使歐洲體量縮小，癱瘓意味着邊緣化，因此“一體化是我們僅存的希望”。但現實的殘酷恰恰在於，無法讓28個爭吵不休的國家作爲一個協調統一的整體行事。這一點擊碎了這一希望。所有大國都因爲外部威脅或征服實現一體化，卻因內部腐蝕而解體。歐洲集團層面的不團結，源於國家政治層面的分裂。由於迄今尚未出現具有遠見、威望和感召力來團結整個歐洲的政治家，2025年，保羅·肯尼迪展望即將到來的世界秩序，“歐洲將不在未來敘事之中，因爲現在——倘若我判斷正確，未來也——至少存在三個強大、以自身利益爲導向、彼此競爭的國家，它們都是非歐洲國家，即美國、中國和印度”。
總而言之，歐洲在未來幾年若想免於癱瘓，恐非易事。
（作者爲香港大學亞洲全球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香港證監會前主席；編輯：袁滿；翻譯：顧欣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