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當代國際秩序日益呈現中美持續對抗的特徵。美國以美元主導的金融體系構成金融型結構權力，中國以全球製造與供應鏈網絡形成產業型結構權力，雙方均深度嵌入全球體系，博弈或呈持久僵持態勢。技術競爭雖增添不確定性，但未根本改變權力均勢。一些中等強國同時依賴於美國主導的金融體系和以中國爲中心的製造業網絡，因此面臨“雙重嵌入”的結構性困境。“全球南方”則因其處於邊緣地位而意外獲得更大的戰略靈活性。
作者：李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雲山領軍學者、教授，丹麥奧爾堡大學國際關係兼職教授
縱觀人類近現代歷史，大國競爭始終圍繞着對當時的主導能源及能源轉型的掌控而展開。19世紀英國的工業霸權與蒸汽機的發明密不可分，蒸汽機將煤炭轉化爲帝國的“肌肉”，爲工業生產和鐵路運輸提供了不竭動力，使皇家海軍艦隊能夠遠征世界、拓展全球市場。到了20世紀，世界重心逐漸轉向美國。美國的崛起得益於內燃機以及支撐其發展的全球石油體系。以石油爲基礎的能源框架和“石油美元”體系，推動了大規模交通運輸、現代戰爭和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發展，同時也助力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起龐大的經濟與軍事影響力網絡。
今天，一場新的轉型正在發生：中國正走在綠色能源時代的前沿，在清潔能源、電池、關鍵礦產供應鏈，以及支撐車輛、電網和數據基礎設施的電動機技術等領域佔據領先地位。正如蒸汽讓位於石油，如今石油也正在逐漸退場。每一種能源格局都重塑了全球權力格局，這表明當今時代的國際競爭，本質上是由誰來定義並掌控未來的能源體系。
曾以美國單極主導爲特徵的冷戰後國際秩序正經歷着重大變革。當前的國際秩序並沒有迅速轉向多極化，而是日益呈現出中美持續對抗的特徵。這場競爭超越了傳統的軍事與安全領域，而是體現在深度嵌入全球金融、製造業和尖端技術中的、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力量博弈。由此，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長期以來一直以美國霸權爲核心的“穩定框架”正在經歷一場重塑。
圖片來源：新華社
當前這場競爭的核心，在於全球體系中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構性地位。
美國的霸權，從根本上講根植於其對全球金融體系的主導地位，而這種主導地位又以美元的核心角色爲支撐。美元是世界主要儲備貨幣、交換媒介和國際貿易金融記賬單位。美元的中心地位賦予了美國在全球資本流動、金融監管和經濟制裁方面不成比例的影響力，使美國無需直接施壓便能對外投射影響力，通過掌控流動性、支付系統和金融市場來塑造國際行爲。一些國家嘗試通過替代性支付機制或儲備多元化來繞過或削弱這一體系，但迄今爲止，美元地位尚無法實質性地取代。
相比之下，中國的實力源於其在全球製造網絡和供應鏈中的強大地位。數十年來，中國已經確立了國際供應鏈核心節點的地位，是全球主要的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提供者。這種主導地位不僅侷限於低成本製造業，還日益擴展到高科技產業領域。製造優勢賦予了中國戰略主動權，使其在全球生產和供應鏈網絡中成爲不可或缺的樞紐。儘管美國及其盟友試圖“脫鉤”或推動製造業迴流，但面臨着巨大的經濟和物流障礙。中國供應鏈生態系統的規模之大、效率之快、一體化程度之高，短時間內不太可能被取代。
中美兩國都在積極尋求解決自身的結構性劣勢——中國試圖通過人民幣國際化降低對美元融資的依賴，美國則致力於推動供應鏈多元化和產業迴流。因此，雙方近期都不太可能徹底削弱對方的權力基礎。也就是說，中美競爭將進入一個長期的戰略相持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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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金融和製造業相比，中美技術競爭角逐更加激烈。雙方都在大力投資人工智能、半導體、量子計算和數字基礎設施等新興技術。目前競爭的結果尚不明朗，雙方均未取得明顯優勢。技術領域的較量與金融和製造業的交叉融合，加劇了更廣泛的競爭。對關鍵技術的掌控將影響生產效率、軍事實力以及未來的經濟增長。然而，當前全球科技生態系統支離破碎，受到嚴格監管，有時甚至被政治化、安全化，這使得任何一方都難以迅速佔據優勢。
因此，必須認清這場競爭的本質、維繫其存在的權力結構，以及它對全球經濟分層和身處不同層級體系中的各參與方所產生的更廣泛的系統性影響。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那些身處中美競爭格局之外，卻深度融入分別由中美主導的製造與金融體系的國家，將面對什麼樣的影響。正如加拿大總理卡尼在今年的達沃斯論壇上所指出的，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和歐盟國家在內的所謂“中等強國”，日益發現自己被迫處於兩面承壓的境地，甚至在某些情況下不得不做出代價高昂的戰略抉擇。他們的脆弱性不是暫時出現的，而是長期固有的，反映了中美競爭的持續存在，及其對全球經濟治理和地緣政治格局的重塑。
這些中等強國同時依賴於美國主導的金融基礎設施和以中國爲中心的製造業供應鏈網絡。這種“雙重嵌入”的屬性，使它們容易受到大國競爭的影響，直接面臨金融制裁、出口管制、技術限制，以及供應鏈安全化與反安全化舉措的威脅。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高度複雜，技術水平先進，且多以出口爲導向，因此與中美任何一方主導的體系斷裂，都會立即帶來巨大成本。此外，它們與美國主導的聯盟框架深度綁定，難以保持戰略模糊或中立立場。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與美國不同，儘管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活動始終服務於國家戰略利益，與其明確的外交政策原則保持一致，但中國在與貿易伙伴打交道時，無論對方是中等強國還是“全球南方”國家，從不附帶政治條件，更不會將具有約束力的聯盟承諾強加於人。
相比之下，許多“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體系中處於更爲邊緣化的地位。儘管它們長期面臨發展滯後、債務和不平等問題的挑戰，但大國競爭的核心手段通常很少直接作用於它們。這些國家距離全球金融市場、先進的製造業以及高科技生態系統的中心較遠，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意味着它們不太可能成爲大國精準打壓的對象，因此反而可能在與大國開展互動時擁有更大的戰略靈活性和選擇性。
總之，當代國際秩序的形成不僅取決於新興大國崛起，也取決於新興大國與既有大國的長期韌性。中美在全球體系中擁有截然不同的結構性地位——一個是製造樞紐，一個是金融中心，這意味着兩國之間的角力很可能會長期持續下去。儘管技術競爭增添了新的不確定性，但它並未從根本上打破這種潛在的力量格局。隨着全球局勢不斷演變，中等實力國家因其深度的結構性嵌入而面臨戰略困境，而“全球南方”國家則意外獲得了更大的迴旋餘地。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杜娟 付曉雅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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