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討論從日常生活延伸到體育競技賽場
圍繞女性“服美役”的種種討論讓我們不禁思考：
究竟從何時起，化妝與女性捆綁得如此緊密？
化妝又爲何成爲衡量女性價值的一種必要標準？
圖片 攝影 | Win Tam（WINZ IMAGE）
編輯 | 吳聞瀟 造型 | Yashukuo 化妝 | Xander L 髮型 | Andy Lu
模特 | Karina（TiFFanYModels）
製片助理 | 吳宛婷 服裝助理 | 玉穎
在社交媒體上，女性“帶妝運動”成爲一項高度可見的討論議題。當女性以精緻的妝容進入健身房、跑道甚至是萬衆矚目的專業賽事賽場，討論往往並不圍繞運動本身展開，而是迅速滑向對其動機與真實性的質疑——化妝被視爲不夠專業、不夠投入，甚至被暗示爲“作秀”或“博關注”的證據。
這種基於女性是否應該化妝、化什麼樣的妝的審判，不僅圍繞着普通人的生活展開，甚至投射到了職業運動員身上。
英國女子橄欖球運動員Georgia Evans因爲在世界盃賽場上扎着粉色蝴蝶結、化着妝、塗着指甲油，被指責“太女性化，不像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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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中國女子田徑運動員吳豔妮不止一次面對類似的質疑。即便她在賽場上接連奪冠，不斷刷新個人最好成績，甚至打破室外跨欄全國紀錄，然而基於妝容與外貌的審視、質疑乃至苛責，透過競技體育賽場訴諸在她身上，讓化妝與愛美，成爲社會語境下女運動員的“阿喀琉斯之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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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關於競技體育的討論未能全然剝離性別敘事，在公開場合的訪問以及大衆討論中，女運動員常常被置於運動成績之外的性別審視之下，針對女運動員是否應當帶妝參賽的質疑聲不絕於耳，這讓人不禁思考——化妝與愛美妨礙運動了嗎？究竟從何時起，化妝與女性捆綁得如此緊密，以至於該不該化妝成爲衡量女性價值的一種必要標準？
PART
01
對“化妝”這一行爲進行歷史溯源可以發現，在東西方的文明體系以及審美表達中，化妝超越性別，甚至超越日常。
公元前兩千年的古埃及，不管女士還是男士，任何人出門參加活動或者宴會前都會對鏡自妝，尤其是眼妝。在新王國時期，使用由孔雀石與方鉛礦研磨而成的眼線膏（kohl）極爲流行，其功能不僅在於強調眼部輪廓，更被認爲可以防止強光刺激、沙塵侵害及眼部感染。
新王國時期眼線膏罐
化妝一詞的英文詞源來自希臘語“kosmos”，原意指秩序、安排與和諧，而非單純地美化外表；這一詞源同時也是“宇宙”“秩序”的詞根，其所指涉的意義遠比今日“化妝品”的狹義用法更爲宏大。化妝既是對身體的裝飾，也是對健康的維護，甚至承擔着聯結神靈、獲得庇護的功能，眼妝被視爲“荷魯斯之眼”的再現，被認爲擁有抵禦混亂與邪惡之力，維持人與神、人與宇宙秩序之間的平衡。
在這一語境中，身體的審美性與功能性並未分離，個體與自然並未對立，男性與女性亦未被嚴格區分，因此尚未被性別化的化妝是一種同時服務於生存、秩序與神聖性的身體實踐。
回顧中國歷史，化妝也曾無男女之別。秦漢時期，無論男女都會使用“面脂”修飾容貌，連同服飾裝扮一併被視爲文明風尚的體現；到了魏晉南北朝，士大夫流行用鉛粉、米粉敷面，當朝更是有皇帝每年給朝臣分發“彩妝養護套盒”的制度。《唐制》載：“臘日賜宴及賜口脂面藥，以翠管銀罌盛之。”不僅齊全，連包裝都很講究。《四時纂要》中記載，太平公主有一個功效顯著的面藥配方（相當於今天的面膜），武則天知道後，立即把配方賞給了羣臣。
17世紀到18世紀的法國宮廷，化妝是貴族身份與時尚地位的標誌，男女皆需使用粉底、胭脂和美人貼（beauty patches），男性也會塗白粉、胭脂、描眉甚至上脣色彩。在路易十四統治下，法國宮廷對奢華、禮儀與外觀有極高要求。貴族男性常使用白色粉底、發粉甚至口紅與面部裝飾，與華麗的服飾、假髮共同構成完整的形象體系。
化妝被認爲是慾望的外顯。程朱理學認爲慾望會擾亂社會秩序和家庭倫理，在“存天理，滅人慾”規訓下，化妝潮流迅速衰落，男人不再化妝。
18世紀末的維多利亞時代，性別二分文化在基督教倫理的滲透下更制度化、更嚴苛，男性被鼓勵表現爲理性、樸素、實用的“公共理性者”形象，化妝被視爲“世俗的人爲裝飾”，學術上甚至有一個專門的名詞Great Male Renunciation（男人大放棄運動）去形容這樣的性別審美轉向。維多利亞女王也曾公開表示，化妝是粗俗的，只適合舞臺演員和社會上被視爲放蕩的女性。
PART
02
既然化妝被貼上了傷風敗俗的標籤，爲什麼只有男人放棄化妝？女人不但繼續化妝，還推動化妝品消費市場達到年6000億美元的規模。
需要指出的是，女性外貌之所以被視爲一種文化資本，並非因爲美本身具有天然的社會價值，而是因爲在既有的性別秩序中，女性被持續引導，也被反覆訓練，將身體與外貌作爲最穩定、最可被社會識別的“通行證”。在教育、職場、婚戀與公共輿論等多個層面，女性被默許甚至被要求通過外貌管理來換取基本的認可與善意，這使得“美”成爲一種高度性別化的資本形態——它並非附加選項，而更接近一種隱性門檻。
如果將“美”理解爲一項被分配給女性的社會性任務，那麼化妝便不再只是個人喜好層面的審美實踐，而更接近一種被高度規範化的應對策略。女性之所以選擇化妝，往往並非源自完全自由、無負擔的主動意願，而是在反覆的社會反饋中逐漸內化了一套預期：得體、專業、友好、值得被尊重，往往需要以某種外貌呈現作爲前提。
在日韓社會，女性進入職場往往默認甚至被明確要求化妝。日本社會長期存在所謂的“社會人妝”“就活妝”，被寫進求職手冊與企業禮儀規範；韓國職場中，女性是否化妝，常常被直接等同於是否“有職業素養”、是否“尊重公司形象”。這種要求未必總是以明文規定的形式出現，但它通過前輩提醒、面試反饋、績效評價乃至同事私下議論，形成一套心照不宣的規則。
日劇《所以我化妝》海報
在這種被物化了的世界觀下，化妝更像是一種對景觀規則的順應，而非對規則本身的表達。
當真實的社會關係經由符號代替，化妝被默認與女性高度綁定，便不再只是個體層面的審美選擇或身體實踐，而被轉化爲一種性別符號：是否化妝、如何化妝，逐漸被用來判斷一個人是否“像女人”、是否符合主流意義上的女性氣質。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性別氣質的定義開始變得僵硬——女性被期待在外貌上保持可識別的女性特徵，而化妝成爲最直觀，也最容易被社會讀取的標記之一。由此產生的問題並非“女性是否應該化妝”，而是女性是否被允許不通過化妝來完成性別身份的確認。
更重要的是，當女性被持續安置在“美的承擔者”這一角色之中，美便從一種可能的表達，轉化爲一項社會分工意義上的義務。女性不僅要“看起來好”，還要爲公共空間提供愉悅的視覺體驗，爲秩序與和諧承擔情緒與感官層面的勞動，而這一勞動往往被自然化、被浪漫化，卻鮮少被承認爲真正的付出。這也解釋了爲何女性的外貌始終被納入道德與能力評判之中——美不僅是資本，更是一種可被隨時調用的評價工具。
PART
03
科幻題材小說《她對此感到厭煩》中，作者借書中角色莉莉絲之口，說出這樣一番話，讓名爲“美役”的困局具象爲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場景——
事實上，公共空間裏關於“服美役”的討論，幾乎無一例外地指出，女性對美的追求，受到不同程度的、來自社會性別與資本文化的凝視。《服美役：美是如何奴役和消費女性的》一書中對這種凝視作出進一步解釋：“我們不應該覺得男性凝視是指派性別爲男的人專屬的凝視：男性凝視是‘正常’的凝視，也是消費社會中每個人都會運用的解讀現實的過濾器。它的存在基礎首先與權力關係相關，因此它不僅是男性看待女性的方式，也是女性看待自己和其他女性的方式。”
而所謂的凝視，再次印證了福柯的身體權力觀點。
電影《某種物質》海報
當“看”的權力過於強勢，凝視就會變成福柯口中“來自上位者的軟暴力”；而被凝視的客體，同時也是權力關係中的下位者。在這種情境下，女性看似是在爲自己打扮，實際上卻是在回應一個始終在場，卻又難以指認具體來源的集體目光。
“服美役”的核心癥結，並不在於女性是否在取悅具體的某個他者，而在於社會凝視如何被內化爲一種自我監督機制，從而主動服從美的規範。化妝行爲看似處在“選擇”與“被迫”之間的灰色地帶，它既可能包含真實的愉悅與表達，也不可避免地承載着對社會期待的回應。
PART
04
化妝的女人自由嗎？自由的女人愛美嗎？愛美的女人如何找到真正的自由？
這組看似自相矛盾的問題，恰恰說明“化妝”“愛美”與“自由”長期以來被結構性條件反覆拉扯、不斷重寫的關係。
化妝的女人是否自由，關鍵並不取決於她是否化妝，而在於她是否——
同樣，自由的女人是否愛美，也並不存在標準答案。愛美可以是自由的結果，也可能是自由尚未完全到來時的折中選擇。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化妝”這一行爲本身，而在於它是否被預設爲女性的義務，是否被用來衡量女性的價值，以及衡量女性是否值得被尊重。
正因如此，對“化妝”的去性別化，成爲一條重要的思考路徑。將化妝視爲創作，而非僅僅是對容貌的修飾或取悅他者的工具，意味着它可以像繪畫、造型、表演一樣，成爲一種表達、實驗與想象的手段。化妝仍然保留着它古老的功能——創造新面孔，創造讓彼此相認的身份。用化妝建立可識別的“臉”身份集合的方式，對抗單一的美學和性別期待，追求自我表達。
在青年亞文化對主流審美價值發起符號反抗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朋克與哥特文化在英國流行，朋克妝用濃烈的眼線、誇張的色塊、撕裂的妝感挑釁傳統的“自然臉”“順從的性別美，哥特妝容則借用暗色調、骷髏式的黑眼圈甚至超現實的面部造型，把“死寂”“陰暗”“不合規範的美”視爲一種叛逆的身份標誌。
這些創作往往是在規訓和凝視的壓力下生長出來的，而化妝承擔着集體身份識別與彼此認同的作用。在這一語境中，化妝不再天然指向“女性氣質”，而指向創造力本身。這種轉向，並非否認化妝與美的關聯，而是拒絕將“美”收編爲女性必須承擔的功能性任務。
與此同時，也需要警惕另一種同樣簡化的判斷：把“愛美”直接等同於“不自由”。女性的處境從來不是“化妝即被規訓、素顏即解放”這樣的二元對立。
愛美之於女性，既可能是社會期待的內化結果，也可能是真實慾望的一部分。問題不在於女性是否愛美，而在於她是否被允許只在“愛美”這一維度中被看見，是否能夠在愛美之外，仍然擁有不被削減的主體性與行動空間。
與公共空間中的女性一樣，職業女運動員同樣處於被凝視、被消費的結構之中。可以明確的是，女運動員帶妝參賽不該被視爲一種需要額外解釋、辯護或進行道德評估的行爲。在競技語境中，真正應當被置於中心的，是規則是否公平、評價是否一致、成績是否被同等對待；而化妝既不應該被解讀爲“不專注”，也不必在勝利之後被浪漫化爲“加分項”。
圍繞職業女運動員妝容展開的討論，恰恰說明問題不在於妝容，而在於輿論仍然在用性別化的眼光解讀女性的身體與表現。從更長遠的角度看，真正的進步並不在於鼓勵女性運動員化妝，而是明確一條底線——化妝不應成爲競技判斷、道德評價或能力推斷的依據。當女性運動員無論帶妝與否，都只需爲體育競賽中的技術、策略與表現負責，關於“女性是否應該化妝”的質疑，纔會失去討論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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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建軍 攝
女性通往美麗的關卡到底有多少種？
與其追問什麼是美，更重要的是去理解我們是誰、什麼會觸動我們、什麼會讓我們感動。
真正的自由，並不要求女性放棄化妝或拒絕美，而在於讓化妝重新回到可選擇、可撤回、可被重新定義的位置，它可以是創作、是興趣、是風格實驗，也可以是某一天的放棄與無須解釋。
當愛美不再作爲女性必須完成的角色任務，只是衆多可能性中的一種，愛美的女性，才真正擁有了自由的可能。那種自由，讓人想起凱特琳·西爾（Caitlyn Siehl）的詩作《這不是你的職責》——
監製 | 寧李Sherry
編輯 | 高鈺涵
新媒體 | Cici
撰文 | 高鈺涵、孫漫漫
部分圖片提供 | 視覺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