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與海南具有廣泛的協同空間。雙方可在投資聯動、產業鏈供應鏈協作、金融創新試點與風險壓力測試的配合方面深化合作，拓展內地與國際市場。香港能夠以其豐富的國際經驗和網絡資源，成爲海南對接國際規則、吸引全球資本與人才的重要戰略伙伴
文｜葉冬豔 單抒文 歐陽輝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貿易港正式啓動全島封關運作，標誌着中國在制度型開放方面邁出重要一步，旨在將海南打造成“境內關外”的國際貿易高地，對標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國際自由港。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中國香港長期扮演着連接中國內地與全球市場的“超級聯繫人”，發揮着不可替代的橋樑作用。其獨特的制度優勢、區位條件和國際網絡，不僅保障了內地貨物貿易、資本流動和企業上市的順暢通道，也爲國家對外開放提供了戰略支撐。然而，隨着海南全島封關運作的實施，通過“零關稅、低稅率、簡稅制”等政策創新，打造面向全球的貿易與投資高地。這是否爲香港帶來更多協同機遇？
本文將從兩個維度展開分析。首先，探討香港作爲聯通內地與全球的橋樑功能，涵蓋轉口貿易、資本雙向流動以及赴港上市等方面，闡釋其核心競爭力與歷史貢獻。其次，剖析海南封關對香港貿易、金融、專業服務等領域的影響，並指出兩地合作的機遇與前景。
香港：聯通內地與全球的橋樑
一、轉口樞紐，通達全球。
作爲貨物貿易的轉口樞紐，香港擁有全球最繁忙的集裝箱港口之一和高效的機場貨運體系，長期是內地貨物（尤其是珠三角地區）進出國際市場的重要中轉站。內地貨物經香港轉口至全球，可藉助香港零關稅、資金自由流動、高效清關等優勢，降低貿易成本與風險。隨着產業升級，香港逐漸從傳統轉口向高附加值的離岸貿易轉型。衆多跨國企業及內地企業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負責統籌採購、訂單處理、物流安排及資金結算，而貨物可不經香港直接由產地運往目的地。
2015年至2025年中國內地主要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佔貿易總額的比重（見圖表1）。中國香港是內地重要的貿易伙伴。2000年以來，與中國香港的進出口貿易額佔內地整體貿易額的比重由11%左右降至約6%。2025年，與中國香港的貿易額佔內地整體貿易額的比重爲5.73%，僅次於歐盟（13.02%）、美國（8.95%）。
中國香港貨物出口中，電子產品佔比高達72.8%。這並非指香港本地大量生產電子產品，而是凸顯了其作爲全球電子產品貿易關鍵樞紐的角色。香港的出口貿易是典型的轉口貿易模式，其競爭力建立在高效的物流、通關和金融服務上，而非本地生產能力。圖表2是香港主要出口市場佔整體貨物出口百分比。香港出口至中國內地的市場佔比高達60%，說明內地是香港最核心的貿易伙伴。
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雙邊貿易額呈現鮮明特徵，內地對港出口遠超過從港進口。圖表3是2015年至2025年內地對香港的進出口數據。2025年內地對港出口額爲3356.42億美元，從港進口額爲317.04億美元、僅爲出口額的9.45%。這種不均衡特徵源於內地通過香港進行大量的轉口貿易。
香港作爲全球重要的國際貿易樞紐，其轉口貿易的發展依託於一系列制度性與結構性優勢，形成了高效、便捷且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轉平臺。儘管本地經濟體量有限，但香港憑藉高度開放的市場環境和戰略性區位，成功扮演了“世界性流量渠道”的角色，成爲連接內地與全球市場的重要橋樑。
首先，香港是自由港，對絕大多數進出口貨物實行零關稅（除酒類、菸草等少數商品）。香港在WTO（世界貿易組織）中作爲單獨關稅區，享有獨立關稅待遇。許多國家視香港爲獨立關稅區，對香港原產貨物適用較低或優惠稅率，而對中國內地貨物可能適用更高稅率或額外關稅。這是香港長期作爲“轉口樞紐”和“超級聯繫人”的基礎。同時，香港海關流程簡潔高效，清關速度國際領先，極大提升了貨物中轉時效，滿足了現代供應鏈對快速流通的需求。
其次，香港在國際貿易條約網絡中佔據有利地位。作爲多個重要國際自由貿易協定的成員，香港的出口貨物能夠享受到更優惠的關稅待遇和更寬鬆的配額安排。這種制度紅利增強了香港轉口貨物的價格競爭力，也吸引了衆多跨國企業選擇香港作爲其區域物流與貿易協調中心。
而海南不具備國際法意義上的獨立關稅區地位。海南的貨物出口適用的是中國與其他經濟體簽署的貿易協定稅率，無法自動獲得香港享有的獨立協定網絡優勢。這一制度根本差異是兩者角色分野的起點。
此外，香港還擁有健全的法律體系、與國際接軌的商事制度、高度開放的金融市場以及成熟的物流基礎設施，這些要素已成爲國際商業社會的“通用語言”，共同支撐其轉口貿易的高效運作。香港不僅提供貨物中轉的物理空間，更通過貿易融資、保險、仲裁、航運等配套服務，形成了完整的貿易服務生態體系。普通法環境下的資深法官與律師羣體、高度專業化的法律服務產業，以及被譽爲“亞洲首選”的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共同構成了解決複雜國際商事爭議的權威平臺。
而海南作爲中國境內的法域，實行內地法系（大陸法系），其法律體系、司法實踐與商業習慣的發展路徑與香港截然不同。雖然海南也在大力推進國際仲裁中心建設，但普通法生態及其帶來的全球性信任，並非通過政策移植即可一蹴而就。
香港爲內地貨物提供了高效、可靠、低成本的國際物流通道，尤其是高價值、高時效商品的全球流通，顯著增強了內地企業參與國際分工與貿易的競爭力。同時，轉口貿易及相關服務業也是香港經濟的支柱之一，支撐了物流、金融、專業服務等多個行業的繁榮，鞏固了其國際商業與航運樞紐的地位。
二、引資門戶，資金橋樑。
香港爲內地提供了穩定、合規且規模巨大的國際資本通道，是內地利用外資、引進技術與管理經驗的核心門戶，對國家經濟快速發展起到了關鍵推動作用。同時，作爲跨境資本流動樞紐，香港鞏固了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帶動了銀行業、證券業、資產管理及專業服務業的全面發展，形成了良性循環的金融生態。
在資本“引進來”方面，香港長期扮演着內地吸收外商直接投資（FDI）的首要橋樑。數據顯示，內地約有六七成的直接投資通過香港進行。1997年迴歸後，來自香港的FDI規模持續增長，增速顯著超越其他所有來源地的總和。近十年來，香港提供的FDI在內地利用外資格局中佔據主導地位。
圖表4是2000年至2024年中國內地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和來自香港的金額及其佔比。香港作爲“超級聯繫人”，是內地接受外商直接投資最大的來源地。近年來，來自香港的FDI佔到了內地實際使用外資總額的60%以上，2021年、2022年更是高達73%。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前30年，內地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絕大部分通過香港進入。
在資本“走出去”的進程中，香港同樣承擔着關鍵中轉功能。內地企業對外直接投資（ODI）亦大量通過香港進行佈局與調度，以利用其國際化的金融環境、法律保障和稅務安排。圖表5是2003年至2024年內地對香港和其他地區的直接投資淨額。這不僅反映香港作爲投資目的地的價值，更凸顯其作爲資金出海、配置全球資產的重要平臺作用。
這種雙向資本流動的高密度與高佔比，深刻體現了香港“超級聯繫人”的制度角色。其核心優勢在於普通法體系下的法律確定性、資金自由進出的開放環境、與國際市場無縫銜接的金融基礎設施，以及深植於全球商業網絡的專業服務能力。即便在近年來國際經貿格局演變與中國金融市場持續開放的背景下，香港在跨境投融資鏈條中仍具有難以替代的系統重要性。海南在資本項目開放程度、金融市場監管國際接軌以及全球金融網絡深度方面，短期內難以達到同等水平。
三、赴港上市，聯通資本。
香港作爲國際金融中心，長期以來一直是內地公司（通常稱爲“中概股”）赴境外上市募資的關鍵目的地。2021年至今，中概股佔香港股票市場整體市值的比重穩定在75%以上。
內地企業在港股市場中的佔比持續提升，香港市場的基本面日益與內地經濟緊密相連。圖表6是港股總市值及中概股市值佔比。至2025年12月底，香港有2686家上市公司，總市值47.4萬億港元，較2024年底升逾34%。其中，內地企業佔港交所主板創業板總市值的79.3%、佔整體成交金額比例達90.6%，均與2024年底基本持平。
圖表7是中概股IPO募資額及其佔比。中概股IPO在整個香港IPO中佔較大比重。2025年，118家企業在香港上市，其中中概股企業110家，佔香港總IPO的93%；中概股IPO融資額爲2433億港幣，佔香港市場IPO融資額的85%。截至2025年12月，累計共有1552家中概股在港股市場上市。
從市場結構與融資規模來看，中概股的高度參與深刻塑造了香港IPO市場的生態。大量來自科技、消費、金融及新能源等行業的內地企業選擇香港作爲首次公開募資的首選地，既得益於香港與國際接軌的上市規則、成熟的監管框架以及高度的資金流動自由，也受益於其地處粵港澳大灣區、背靠內地龐大經濟腹地的區位優勢。此外，香港交易所持續優化上市制度（如2018年推出的同股不同權及生物科技章節上市機制），進一步增強了其對新興行業和創新型內地企業的吸引力。
中概股在香港的大規模募資，不僅爲企業自身拓展了國際融資渠道、優化了資本結構，也強化了香港資本市場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競爭力與影響力。尤其在當前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趨於複雜的背景下，香港憑藉其“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穩健的法律體系以及高度開放的金融市場，爲內地企業提供了兼具安全性與國際化的融資平臺，有效支持了國家金融雙向開放與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戰略目標。
儘管海南自貿港等國內其他開放平臺在政策創新與發展潛力上具有獨特優勢，但其在法治環境、資本自由流動、金融基礎設施、國際投資者認可度以及全球金融網絡深度等方面，短期內仍難以取代香港作爲國際金融中心的成熟地位。香港長期形成的制度軟實力、市場公信力與國際樞紐角色，在當前階段具有不可替代性。
海南封關給香港帶來的影響與機遇
一、貿易與轉口功能：海南可能“部分替代”。
2025年12月18日海南全島封關運作後，將在貿易領域形成與香港部分功能重疊但本質差異的新格局，其對香港的影響是結構性分流而非系統性取代。
海南封關後，將在貨物貿易“零關稅”、簡化通關等方面形成與香港部分重疊的政策環境，可能對香港的傳統轉口物流業務，尤其是面向內地的中低附加值、標準化商品的貿易中轉，形成一定分流。
海南自貿港的“零關稅”政策並非“一刀切”，而是通過“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的模式，精準覆蓋特定場景：在“一線”（即海南與境外之間）絕大多數進口貨物享受免關稅、增值稅和消費稅的待遇；在“二線”（即海南與內地之間），政策的關鍵創新在於“加工增值免關稅”，即在海南加工並增值達到30%的貨物銷往內地時可免繳進口關稅，僅需繳納進口環節增值稅和消費稅，這爲在海南設廠進行實質性加工的企業打開了內地市場。
對於已落地海南的企業而言，封關帶來的紅利更爲直接。以海南華研膠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爲例，它以海洋生物、水產品等爲原料，生產高附加值的膠原蛋白肽等產品。該公司充分享受到自貿港紅利：進口專用設備及部分原料“零關稅”，已節省採購成本數百萬元人民幣；核心產品魚膠原蛋白肽加工增值達30%後銷往內地，可減免約12%的關稅。
寶奧菲樂（海南）醫療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來自韓國的生物技術企業。公司利用“加工增值超30%免關稅”政策，從韓國進口化妝品和醫療器械的原材料，在海南進行生產加工。這樣生產出來的產品，在銷往中國內地市場時就能免繳進口關稅，大幅降低了最終產品的生產成本。同時，公司在建廠時從韓國進口的幾乎所有生產設備，也享受了“零關稅”政策，在投產前就見到了政策紅利。
海關總署數據顯示，自2025年12月18日封關以來截至2026年1月17日，海南新增備案外貿企業5132家，一個月的新增備案數量相當於2024年一個季度的備案數。目前，海南外貿經營主體已超10萬家。
然而，香港在WTO中作爲單獨關稅區享有獨立關稅待遇，海南則無此種地位，因此香港作爲內地商品出口轉口貿易樞紐功能無法由海南取代。
因此，影響主要集中在局部領域，香港在高價值、高時效、高複雜度的全球貿易流轉中仍具不可替代性。
二、金融影響：海南短期無力挑戰，長期形成“分工而非對抗”。
從金融領域看，短期內海南難以動搖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長期可能推動兩地形成“分工協同、功能互補”的發展格局，而非簡單替代或對抗。
海南自貿港的金融發展定位並非成爲“第二個香港”，而是“制度試驗田”，側重於跨境人民幣創新、資本項目可兌換試點及特色產業金融，而非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則憑藉資本自由流動、普通法體系、與國際完全接軌的監管框架以及深厚的市場生態，持續發揮全球資本配置、風險管理及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功能。
兩地金融角色呈現明顯錯位。海南側重境內市場鏈接與政策壓力測試，香港側重國際市場對接與成熟金融服務。這種分工有利於國家構建多層次金融開放體系，香港可藉此鞏固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並可能從海南的成功試驗中獲益。
三、機遇大於挑戰。
儘管競爭存在，海南封關更多被視爲“機遇大於挑戰”。香港可憑藉其高度國際化、市場化與專業化的成熟體系，與海南形成深度互補與戰略協同，共同構建“拼船出海”的合作模式。在此框架下，香港不僅是資本與技術的輸出方，更是制度與經驗的貢獻者，其在全球網絡中的樞紐功能將進一步放大。
從投資合作來看，香港作爲海南最大的外資來源地，已展現出強勁的投資動能。香港企業可依託其在先進製造、高端服務等領域的專業優勢，投資海南的製造業與服務業，利用海南“零關稅、低稅率、簡稅制”的政策環境，在海南建立面向內地市場的生產、分撥與服務中心，進一步拓展業務版圖。
更重要的是，海南封關是中國推動制度型開放、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制的重要一環。在這一進程中，香港可進一步發揮“超級聯繫人”與“國際門戶”作用。香港具備成熟的法治環境、自由流動的資本與信息、與國際完全接軌的營商體系，這些正是許多國際投資者進入新興市場時最看重的制度保障，爲其進入海南這一新市場提供了可靠的“翻譯器”。“香港接軌國際、海南對接內地”的雙層協作體系不僅爲國際資源提供了安全高效的進入方式，也使香港在國家開放全局中進一步強化其雙向橋樑與戰略支點的功能。
香港作爲聯通內地與全球的橋樑，其轉口貿易、資本流動和上市平臺等獨特優勢，已深度融入國家對外開放的整體格局，是海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難以替代的。
香港難以被替代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其制度根基與系統生態上。以普通法爲基礎的成熟法律與仲裁體系、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的金融制度、高度國際化的專業服務集羣，以及作爲全球高價值商品與複雜供應鏈管理關鍵樞紐的地位，這些經過長期積累所形成的綜合優勢，是短期內任何新興平臺難以複製的核心競爭力。
然而，香港與海南具有廣泛的協同空間。雙方可在投資聯動、產業鏈供應鏈協作、金融創新試點與風險壓力測試的分工配合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拓展內地與國際市場。香港能夠以其豐富的國際經驗和網絡資源，成爲海南對接國際規則、吸引全球資本與人才的重要戰略伙伴。
展望未來，香港可主動藉助海南的開放紅利，深化雙邊投資合作，拓展金融及專業服務的腹地輻射範圍，進一步發揮其“超級聯繫人”的橋樑作用，引導國際資本、技術與人才通過香港進入海南乃至更廣闊的內地市場。
（作者葉冬豔爲長江商學院研究學者；單抒文爲南京大學金融碩士研究生；歐陽輝爲長江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傑出院長講席教授、高級副院長；編輯：王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