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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便宜、清潔”是能源三要素，本次中東危機讓“安全”要素凸顯，短期內有利於化石能源，長期看則會強化新能源轉型的內在動力
文｜《財經》研究員 尹路 黃凱茜 馬銘澤 馬晨晨 記者 徐沛宇
編輯｜馬克 黃凱茜
中國讀者這些年來已經習慣了開（手機）屏就是新能源（新聞），舉目皆是的風機、光伏板和電動汽車也讓人相信，我們已經置身新能源世界。直到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人們才意識到，這仍然是一個靠化石能源驅動的世界。
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統計，2024年全球能源消費的80.2%靠化石能源支撐，其中煤炭27%、石油29.8%、天然氣23.4%。另外19.8%的能源消費，6.3%是水電、5%是核電，兩者都是傳統能源，真正的新能源只佔8.5%。
即便是擁有全球最大新能源產業的中國，2025年非化石能源也只佔能源消費總量的21.7%，其中風光電合計9.5%，生物質、地熱、海洋能等其他新能源合計3.2%。
因此，雖然技術和工程進步已經讓建設一個100萬千瓦光伏電站的時間縮短到6個-12個月，但當導彈和無人機讓油輪只能龜縮在波斯灣的港口裏時，各國首先做出的決策不是新建光伏電站，而是重啓廢棄的煤電廠和停運的核電站。
那麼長期而言呢？當中東戰火平息，海峽恢復暢通之後，能源進口國是一切照舊，還是會重審能源安全，加速能源轉型？
首先，這取決於戰事持續多久，目前無人能對此做出預測，也無人能保證戰事不會再起。長江證券在3月8日發佈的研報中預測，如果霍爾木茲海峽長期受阻，全球每年將新增超過8000萬噸電煤需求。
其次，要考慮能源問題的政治因素。能源是現代文明的基礎，能源從來都不是普通商品，除了燃料和原料，它還是權力的來源。3月23日，美國能源部長克里斯·賴特（Chris Wright）在劍橋能源週上說，天然氣是美國的超級強權。特朗普總統在戰事期間多次公開呼籲缺油國家改買美國石油，他說：“我們有的是石油。”
從上世紀50年代起，美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淨進口國，能源獨立是自尼克松以來歷任美國總統的夢想，在特朗普任期，夢想終於成真，2019年美國成爲能源淨出口國。2025年，美國原油產量佔全球近20%，幾乎是沙特和俄羅斯產量之和；天然氣產量佔全球27%，接近第二名俄羅斯的2倍。
特朗普上任之前，能源轉型是全球能源行業的關鍵詞，2015年各國簽署《巴黎協定》後，能源轉型從觀念上和行動上都進入高潮期。但是特朗普兩次退出《巴黎協定》，他的政府從根本上否認氣候變化與人類活動有關。
迄今退出《巴黎協定》的只有美國，表達退羣意向的只有阿根廷，應對氣候變化仍是全球公認的政治正確，但美國的負面影響正在擴散，否認氣候變化與人類活動有關的聲音越來越多，這種聲音若成爲主流，全球能源轉型的道義基礎就會動搖。那些因應急而重啓的煤電廠，就可能一直重啓下去。
最後，雖然全球能源轉型的節奏會受美國影響，但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而言，政治考量仍然是第二位的，只要新能源在“供應安全、價格便宜、使用清潔”這三要素上全面領先，新舊能源的轉化就勢不可擋。
本地化部署的新能源擁有天然的安全性。國際能源署署長法提赫·比羅爾（Fatih Birol）將太陽能和風能稱爲“和平的能源”，他說：“依賴油氣進口的國家極易受到地緣政治衝擊，但太陽能板和風機一旦在你的國土上建成，就沒有人能切斷陽光和風。”
過去十幾年，風電光電也逐漸變得比化石能源更便宜，這是技術持續進步的結果，中國在其中厥功至偉。如今，風電、光伏的度電成本已經普遍低於煤電、氣電、核電。在光照強烈的中東地區，光伏電站賣給電網的度電價格低至1.0美分-1.5美分，而歐洲氣電廠賣給電網的度電價格是10美分-14美分，中國煤電廠賣給電網的度電價格是4.5美分-6.0美分。
目前大規模使用風光電的瓶頸是電網。全世界的電網都是在火電爲主體的時代建設的，適配的是365×24的不間斷電源。但風光電是受天氣變化制約的間歇性電源，因此全世界的電網都要做靈活性改造，這意味着鉅額投資，也意味着源源不斷的經濟增長動力。
因此，即便在美國，也仍有大量資本投入到可再生能源。而油氣公司儘管這幾年賺的盆滿鉢滿，高管們卻仍然憂心忡忡，在爲美國能源部長豪言鼓掌的同時，他們清楚地知道，未來不在他們這一邊。
2026年3月11日，遠眺霍爾木茲海峽內的油輪和貨船 圖/視覺中國
中國：韌性得到檢驗
作爲全球最大原油進口國、全球最大能源消費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此次霍爾木茲海峽斷航危機中，展現出了更強的風險抵禦能力。根據標普全球統計，中國是中東石油的最大購買國。2025年經由海峽出口的原油爲1490萬桶/日，其中有35.6%去往中國。
中國能源系統的韌性由兩條主線編織而成：一是圍繞石油供應安全，拓展海外上游資源、進口來源和通道多元化、戰略儲備體系建設；二是電力體系立足本土資源稟賦，在煤炭作爲兜底保障的基礎上，以低碳戰略和產業政策爲牽引，已形成龐大的綠色能源製造和電力供應體系。
儘管中國的進口石油佔比較大，但整體能源結構以“煤電+可再生能源”爲主。2025年，石油和天然氣分別佔中國能源總消費的18.2%和8.7%，其中各有約73%和38%來自進口。煤炭和非化石能源佔全國能源總消費的73%，全部由本土供應滿足；加上國產原油和天然氣，中國整體的能源自給率接近84%。
尤其是2020年以來，風電、光伏電力跨越式發展，非化石能源成爲主力能源之一。2021年-2025年全國新增的能源消費中，有約45%來自非化石能源，其中，2025年這一比例達到76%。
中國對於石油安全的焦慮已經延續多年。中國從1993年開始成爲石油淨進口國，2009年，中國進口石油佔消費比重首次超過50%；此後逐年攀升至2025年的約73%，原油進口量達5.7億噸。
20多年前，行業專家和政策制定者更經常提及的是馬六甲海峽的地緣風險，這裏是東亞地區80%進口石油的必經之路。爲了分散單一通道的集中度風險，2010年以來，中國深度佈局海外上游油氣資源和多通道基礎設施，拓展進口來源地。據中石油經濟技術研究院統計，2025年國有和民營石油公司的海外油氣權益產量已達到1.96億噸。中俄、中哈和中緬三大陸上原油管道合計運輸能力達7000萬噸/年，中俄和中亞天然氣管道合計運輸能力930億立方米/年。據市場機構估算，中國的石油儲備規模可覆蓋超過100天的進口量。
2025年中國的原油進口量相比2015年大幅增加72%，但來源已更加多元，中東地區的佔比從50.7%下降至42.3%，俄羅斯、亞洲和美洲等區域的份額增加。2025年天然氣進口量是2015年1.7倍，陸上管道進口氣佔比45%，海運液化天然氣（LNG）則分佈於澳大利亞、卡塔爾和東南亞地區。
與大比例依賴進口供應的油氣資源不同，中國電力的本土供應能力可以幾乎完全覆蓋需求。煤電仍是重要基荷電源，2025年佔全口徑發電量51.1%；包括水電、風電、太陽能、核電和生物質發電在內，非化石能源發電量已佔總髮電量的42.9%；並且新增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已經能全部覆蓋全社會用電增量。受本土資源稟賦限制和能源安全考慮，天然氣主要用於城市燃氣和供暖、工業燃料、調峯電源，發電佔比一直較小，約佔發電量的3%。
在全社會低碳轉型目標和新能源產業的深厚基礎上，中國的能源轉型還將持續深化，進一步減少對進口能源的依賴。到2035年，中國非化石能源佔能源消費的比重將達到30%以上，風電和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達到2020年的6倍以上，風光合計佔發電裝機總量的比例將達到60%。煤炭和石油消費預計將在2030年前達峯，煤電則轉爲備用容量、發電量下降；新能源汽車加快滲透，成品油已經進入逐步下降軌道，僅在化工需求還有原油增量。
過去十年，中國從全球最大的燃油車市場變成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市場，根據IEA統計，中國電動車銷量已連續多年佔全球總量的一半以上。2025年中國新能源汽車保有量已佔12%，新車銷售滲透率已接近60%。IEA指出，即便在40美元/桶的油價水平下，電動車在中國的全生命週期使用成本仍低於燃油車。
中國新能源製造業和市場規模從多年的產業政策助推起步，在激烈的競爭中持續技術迭代、成本下降，形成完整而龐大的產業鏈體系，清潔能源和電氣化已成爲具備經濟性和自主性的能源供給，並在宏觀經濟結構深度調整時期，成爲新興的經濟增長支點。
國家發展改革委援引聯合國的數據稱，2024年中國清潔能源領域貢獻了全國10%的GDP（國內生產總值）、拉動了當年26%的GDP增長。另據中國海關總署披露，電動汽車、光伏產品、鋰電池等“新三樣”產品2025年出口規模接近1.3萬億元，比2020年增長3.5倍，佔出口總額的4.7%。
身處當今全球變局之中，地緣政治放大了石油天然氣的供應和價格波動振幅。當風險成爲“確定性”，從未實質性封鎖過的霍爾木茲海峽的斷航已成爲事實，即便市場仍維持油氣供應偏寬鬆的預期，“疤痕效應”也會長期推升風險溢價，以及運費、保險、海峽過路費等各項通航成本。
這將改變許多經濟體對於能源轉型必要性的考量，增加立足於本土的能源供應，各國對新能源的需求在未來幾年會在此次戰事的餘波中被激發，中國綠色產業的實踐已經表明，轉型並不必然對應更高成本或“綠色溢價”。
對中國的新能源產業而言，本次中東危機將帶來又一個外需擴張的窗口，同時“容易的全球化”紅利已經釋放殆盡，全球貿易規則的約束力正在減弱，單邊施加的關稅和投資壁壘層出不窮。中國的新能源企業需要通過海外建廠、技術轉讓、跑通供應鏈等更復雜的方式落地全球市場。
美國：鞏固油氣霸權
基於美國的資源稟賦，特朗普政府確立了以石油和天然氣爲核心的能源戰略。
在2025年12月發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特朗普政府將“能源主導權”（Energy Dominance）上升爲戰略重點。通過擴大油氣、煤炭與核能供給，推動關鍵能源設備與產業鏈迴流，實現低成本、充足的本土能源供給，以此支撐再工業化與AI等先進技術的發展；通過擴大能源淨出口強化同盟關係、削弱競爭對手，提升對外影響力。
俄烏衝突之前，美國只佔歐盟LNG進口來源的4%，2022年激增至41%，2025年升至50%以上，成爲歐盟第一大LNG供應國。此次美以伊戰事爆發後，一些亞洲國家因中東供應中斷，轉而從美國“搶購”石油。據大宗商品航運資訊機構Kpler估計，美國2026年4月原油出口量預計環比增加33%，達1.56億桶，創下歷史新高。
石油和天然氣佔據美國能源消費結構的絕對主力。2025年，美國一次能源消費結構裏，石油和天然氣各佔36%以上，煤炭、可再生能源和核電佔比接近，三者各約爲9%左右。
自2007年-2008年高油價期間爆發頁岩革命後，美國油氣產量從2009年開始快速增加。2014年，美國石油產量超過沙特，首次成爲全球石油產量最高的國家；因此將國際油價中樞從100美元/桶上下，拉低至50美元-60美元/桶。2025年，美國原油產量佔全球近20%，幾乎是沙特和俄羅斯產量之和；天然氣的增長曲線類似，同年產量佔全球27%，排名第二的俄羅斯僅佔全球的15%。
爲了呼籲提高油氣產量，特朗普最常說的口號之一就是：“Drill, baby, drill（鑽井吧，寶貝）。”
據美國能源信息署（EIA）統計，2025年，美國原油產量增長3%，創下1360萬桶/日的新紀錄；同期天然氣產量也創歷史新高，達到1185億立方英尺/日。
鑑於增加天然氣出口需要增加相應的基礎設施，美國以及加拿大、墨西哥的天然氣出口產能將在未來幾年快速增長。EIA統計，如果在建項目按計劃運營，北美LNG出口能力將從2024年初的114億立方英尺/日增加到2029年的287億立方英尺/日。到2029年，北美出口LNG的新增產能將佔全球預期新增量的50%以上。
在推動美國本土油氣增長之外，特朗普政府試圖控制美國之外的更多油氣資源，以提高美國能源話語權。
特朗普政府將加拿大、墨西哥油氣定位爲“美國本土能源的安全、低成本補充”，希望用關稅與貿易政策強勢主導北美的油氣市場。此外，特朗普政府還支持在加拿大、墨西哥建設跨境油氣管道，爲美國本土輸送更多加拿大原油，同時也將美國天然氣更多地賣到墨西哥。
美國強行控制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後，控制了該國的石油儲備，以及該國的石油產銷。委內瑞拉是全球石油儲量最大的國家，是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OPEC）的創始成員國。由於缺乏投資和開發，委內瑞拉2025年原油產量僅爲90萬桶/日左右，佔全球原油總產量的比重不到1%。特朗普號召美國公司加大在委內瑞拉投資，獲得該國油氣資源主導權。
儘管特朗普政府爲了延續石油時代不遺餘力，但美國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利益並不完全一致。一些州政府基於當地的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仍在快速發展可再生能源。
如何滿足快速增長的電力需求是美國一些州政府的當務之急。美國電力需求增長曾在2010年至2019年停滯，自2021年起，美國發電量以年均2%的速度增長。EIA統計，2025年美國發電量創歷史新高，較2024年增長2.8%，預計美國發電量將在2026年和2027年持續增長。
美國發展風電、光伏和儲能最快的是得克薩斯州和加利福尼亞州，這兩個州都有較好的資源條件和產業基礎。由得克薩斯電力可靠性委員會（ERCOT）管理的太陽能發電量預計將從2025年的560億千瓦時，增長到2027年的1060億千瓦時；電池儲能容量將從2025年的約15吉瓦，增長到2027年底的37吉瓦。
與此同時，憑藉在覈電產業的深厚基礎，美國出現了核能復興潮，核能已被美國決策者納入核心選項，美國監管當局正在系統性延長核電機組的運行壽命，並通過簡化審批流程，大力推動小型模塊化反應堆（SMR）等新型核電技術發展。
由於人工智能的發展以及數據中心建設的快速推進，美國科技公司的電力需求大幅上升。科技企業是美國核電復興最大的金主和推動者，紛紛直接投資核電。公開資料顯示，微軟、亞馬遜、谷歌、Meta四家公司在覈電領域的總投資已超過百億美元。
美國商業核電站發展始於20世紀50年代後期，大部分在運核電站是在1967年至1990年間建造的。目前，美國運營着94座核反應堆，是世界上最大的核電生產國。2024年，美國核電發電量佔美國發電量的19%。
2026年1月，美國國會通過了2026財年能源與水資源撥款法案，爲能源部核能辦公室提供約18億美元年度資金，並額外劃撥31億美元專項支持先進反應堆示範計劃。3月24日，美國能源部副部長詹姆斯·丹利在“2026國會山莊與硅谷論壇”上表示，美國正致力於推進“核能復興”，目標是到2026年7月實現3座到4座SMR原型堆臨界運行。
標普全球國際事務高級副總裁卡洛斯·帕斯夸爾（Carlos Pascual）對《財經》表示，在電力需求快速提升的背景下，美國能源體系呈現出分化格局：一方面，官方政策重心在油氣、核能和地熱；另一方面，市場層面在接受這些能源形式的同時，仍將大量資本投入到可再生能源，因爲這是當前最具可行性、能夠相對快速上線的選項。
歐洲：能源轉型更加理性
2022年的俄烏衝突重創了歐洲能源體系，區域安全目標和經濟產業基礎因此發生根本性改變。時隔四年，核心油氣資源區域再次爆發衝突，促使歐洲全面重估能源自主的戰略內涵。在經歷了過往偏重氣候目標的政策後，歐洲能源戰略正重新迴歸理性，將能源供應的安全與本土控制力置於首要位置，並基於這兩個目標調整相關政策。
化石燃料仍在歐盟的能源結構中佔據主導地位。根據歐盟統計局（Eurostat）2025年數據，歐盟能源消費總量（一次能源消費）中，石油及石油產品、天然氣和固體化石燃料合計佔比68.7%。能源的進口依賴度更是長期維持在57%至58%的高位；其中，石油和天然氣分別高達95%和90%，硬煤爲67%。在這些進口當中，有約20%的原油以及超15%的天然氣來自卡塔爾。
在電力構成中，歐盟取得了歷史性突破。Eurostat的數據顯示，歐盟2025年風能和太陽能發電量合計佔比達到30%，首次超越化石燃料發電（29%）。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爲徹底擺脫對俄能源依賴，歐盟迅速出臺“REPowerEU”計劃，加速本土新能源部署。截至2025年底，歐盟風電和光伏裝機分別突破300吉瓦、450吉瓦，較2021年分別增長50%、170%，風光合計佔發電裝機總量的71.4%；電池儲能超90吉瓦時，增長近10倍。
歐盟未來將沿着這一轉型路徑繼續擴張。2030年，歐盟計劃風電與光伏裝機總量分別達到500吉瓦和750吉瓦，儲能規模擴容至120吉瓦時，風光合計佔發電裝機總量的75.8%；2040年，爲配合全經濟體90%的減排目標，歐盟風光裝機總量將突破2200吉瓦，儲能要達到400吉瓦時以上，風光合計，佔發電裝機總量的比例將超過80%。
儘管歐盟電力系統清潔化的目標宏偉、進展顯著，但整個歐洲在交通領域對石油的依賴、工業與供暖對天然氣的剛需，疊加極高的外部依存度，依然是這片大陸能源系統的脆弱點。
由於能源結構與地緣政治地位差異，歐洲主要經濟體（含歐盟成員國與非歐盟國家）在此次危機中受到的衝擊分化明顯。具體可劃分爲三大陣營：
第一類爲顯著受益的國家，典型代表是挪威。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數據，挪威的整體能源自給率常年超過700%，同時作爲歐盟最大的天然氣供應商，獲取了鉅額經濟收益。
第二類爲能源韌性強的國家，以瑞典和丹麥等歐盟成員國爲代表。這些國家電氣化率高，可再生能源消費佔比超50%，對中東化石燃料的直接依賴度低。
第三類爲受到嚴重影響的國家。英國作爲非歐盟主要經濟體，北海油氣產量長期衰減，且供暖網絡以天然氣爲主。中東LNG供應銳減後，英國面臨現貨短缺衝擊。德國、意大利和波蘭等歐盟主要工業國同樣受損嚴重，其工業體系高度依賴進口化石燃料，製造業面臨減產風險。
危機爆發後，歐洲各國的應急措施均優先聚焦於維持系統穩定。意大利緊急立法將原定2025年底關閉的燃煤電廠延期至2038年；德國放緩了退煤日程，允許部分煤電廠作爲戰略儲備長期併網；歐盟層面則準備動用IEA的緊急石油儲備。英國緊急擴大了國家電網的“需求側靈活性服務”，通過經濟補償引導削減用電高峯，並滿負荷啓用本土天然氣戰略儲備。
在採取短期應變措施的同時，歐洲決策層對過去十年的能源政策進行了深刻反思，首先承認之前全面淘汰核能及激進退煤的政策是錯誤的。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2026年3月在巴黎舉行的核能峯會上表示：“歐洲放棄核能這種可靠、低成本的低碳能源，是一個戰略性錯誤。”同日，德國總理默茨也表示，德國放棄核能是重大戰略失誤。
根據歐盟最新的《核能示範計劃》，預估到2050年歐盟將投資核能約2410億歐元，將核電總裝機提升至109吉瓦。109吉瓦相較於當前98吉瓦的裝機增幅不大，但在原有的棄核政策下，大量核電機組退役本會導致裝機量大幅下降。
除了總量重新擴張，歐盟還將建設週期短、初始投資低的SMR技術視爲未來核電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歐盟近期發佈的《SMR發展戰略》，計劃從創新基金劃撥2億歐元提供風險擔保，並組建“SMR產業聯盟”以打造本土核電供應鏈。與此同時，英國亦同步推進核電建設，錨定本土核能實現能源獨立。
在覈能之外，加速風光等新能源轉型同樣面臨巨大的資金考驗，預計2030年前歐盟每年需投資約6600億歐元。爲此，歐盟在2026年3月推出了《清潔能源投資戰略》，核心在於利用公共資金撬動私人資本，爲此歐洲投資銀行（EIB）將在未來三年內提供超750億歐元融資。
2026年2月16日，日本新潟縣，柏崎刈羽核電站6號反應堆的控制室 圖/視覺中國
爲確保能源轉型不以犧牲民衆生活爲代價，歐盟同步出臺了《公民能源一攬子計劃》。該計劃旨在通過減輕電力稅費負擔、簡化供應商更換流程來直接降低家庭能源開支。更重要的是，法案大力推動民衆自產和共享清潔能源，鼓勵發展“能源社區”，讓能源消費者同時變成能源生產者，從而從根本上提升能源安全水平。
在掃除資金與社會障礙的基礎上，歐盟委員會於3月4日向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提交《工業加速器法案》草案，擬大幅簡化新能源項目的行政審批，加速新能源項目的落地進程。國際能源署署長法提赫·比羅爾將太陽能和風能稱爲“和平的能源”，他說：“依賴化石燃料進口的國家極易受到地緣政治衝擊，但太陽能板和風機一旦在你的國土上建成，就沒有人能切斷陽光和風。”
推進轉型的現實障礙在於，全球光伏、風機及電池供應鏈高度集中於亞洲特別是中國。客觀而言，歐洲當前尚不具備自主建設超級電池工廠等新能源全產業鏈的工程與製造能力。如果強行切斷現有的外部供應鏈，將直接導致自身能源轉型停滯。歐洲智庫布魯蓋爾（Bruegel）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西莫內·塔利亞皮特拉在探討歐洲綠色供應鏈脫鉤風險的政策簡報中提到：“進口一套太陽能光伏設備是一次性的貿易交易，而進口天然氣則意味着持續數十年的戰略依賴。”
基於這種認知轉變，歐洲逐漸放下了在新能源製造端追求在短期內“自給自足”的執念，認識到即便新能源設備的製造環節高度集中在亞洲，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賴外部供應鏈，但也不會對歐洲本土的能源安全構成實質性威脅。
將“能源使用”與“設備製造”適度解綁，使得歐洲能夠利用全球成熟的新能源供應鏈快速實現新能源規模化併網。但在利用外部設施提升能源安全的同時，歐洲並未放棄對本土製造的長期扶持。通過《工業加速器法案》和《清潔能源投資戰略》等立法和政策措施，歐盟希望利用公共資金的槓桿作用和龐大的內部市場規模，逐步在本土培育並完善新能源關鍵裝備的製造能力。
日韓：核電地位空前強化
作爲典型的資源匱乏型國家，日本和韓國長期高度依賴進口能源。根據IEA數據，兩國能源自給率均低於20%（日本13%，韓國19%），石油和天然氣幾乎全靠進口。
此次中東戰事令日韓脆弱的能源供應鏈直接暴露在風險中。短中期內，兩國仍難擺脫對油氣體系的依賴，會在產業層面與包括美國在內的油氣資源國強化合作，包括擴大LNG長期採購、參與上游開發項目投資等。與此同時，地緣風險也在強化能源轉型的安全邏輯。
日本一次能源供給以化石燃料爲主。按IEA統計，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分別在日本的能源消費總量中佔比36.5%、20.9%和26.1%。原油需求有接近95%從中東地區進口，絕大多數經由霍爾木茲海峽。
由於進口敞口過大，衝突發生兩週後的3月中旬，日本即宣佈釋放約8000萬桶石油儲備（相當於45天用量），創下1978儲備制度建立以來的最高紀錄。據日本經濟產業省統計，截至2025年底，日本國內石油儲備總量相當於其254天的用量，遠高於IEA成員國90天的基本要求。
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對日本打擊巨大，由此積極研發新能源和節能技術，在太陽能（鈣鈦礦）、海上風電、氫能、鋰電材料與核電等方面的技術一度領先於全球。但在產業化階段，對規模化製造與產業鏈整合支持不足，又因本土市場規模有限、土地和電網等因素限制了推廣速度，難以支撐製造端擴張和成本下降，日本新能源產業逐步失去競爭力。
日本綜合研究所報告顯示，日本光伏製造全球份額曾在2004年達到50.4%，此後大幅下滑，到2023年日本光伏組件進口中來自中國的佔比達87%，國內製造幾乎可以忽略。
2025年2月，日本政府發佈的《第七次能源基本計劃》提出，目標到2040財年，可再生能源在電源構成中的佔比將提升至40%-50%，力求擴大裝機容量，構建穩定且低碳的電力供應體系。其中，光伏佔比目標提高到23%-29%，風電4%-8%；因陸地平地面積小、海底地形陡峭等地理限制，發展重心放在屋頂光伏與浮體式海上風電。與此同時，核能作爲重要低碳電源，力爭在2040年將其佔比提高至20%左右。
具備成熟核工業基礎的日本，能夠大規模提供穩定、低碳且可控電力的現實選項仍是核電。高市早苗政府已將核能明確定位爲“準國產能源”，並加速推動核電重啓，同時推動小型模塊化反應堆，及核聚變技術的研發與商業化。
2011年福島核災難發生前，日本核電一度佔全國發電量約30%左右，事故後全部關停作安全檢查和升級改造，2015年後陸續重啓。2026年2月，事故電站運營方東京電力公司首次恢復旗下核電機組運行，是日本核能重啓的標誌性事件。截至目前，日本54座核電站已有15座重啓。
核電在日本對進口燃料的替代立竿見影。美國能源信息署（EIA）指出，日本2月重啓的機組裝機容量爲135.6萬千瓦，預計年發電量約95億千瓦時，重啓後每年可替代約130萬噸LNG，佔2025年LNG進口量的2%。
與日本類似，韓國也高度依賴化石能源進口，有約61%的原油進口與54%的石腦油進口依賴霍爾木茲航線；中東戰事爆發至今，韓國煉廠開工率平均下降約10%，國內石腦油供給下滑10%-20%。根據IEA統計，2024年，化石能源在韓國能源消費總量中的佔比將近80%，可再生能源佔比不到4%。發電結構中，核電佔比達31%，承擔基荷供電功能。
IEA指出，2024年韓國可再生髮電量雖較2015年大幅增長，但在發電總量中僅佔8.6%，爲IEA成員國中的最低值。
2025年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出臺的《第11次電力供需基本計劃》是國家層面的中長期電力發展規劃，將能源安全置於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支撐數據中心、半導體、芯片及電池製造等先進產業驅動的電力需求增長。預計到2038年，韓國核電佔比約爲35.2%，可再生電源約爲33%，火電合計約20%左右。其中，光伏和風電裝機量計劃分別達77.2吉瓦、40.7吉瓦，分別是2025年裝機量的2倍和17倍。核電地位得到強化，基本計劃提出加快核電建設進程，特別是新建兩座大型核電站並推動一座國產SMR項目落地。
在產業側，韓國將電池技術作爲提升電力系統韌性的重要工具與核心能源產業。韓國在20世紀90年代末實現鋰電池量產，2000年後進入電動汽車供應鏈並快速擴張。21世紀10年代，隨着全球新能源汽車市場爆發，韓國企業憑藉三元鋰電池技術優勢與整車廠深度綁定，在歐洲和北美建立產能，一度成爲全球動力電池產業的重要主導力量。
當前，韓國電池產業在全球高端動力電池市場保有競爭力，但整體正處於調整期。中國企業在磷酸鐵鋰（LFP）和規模化製造上的優勢不斷擴大，導致韓國企業全球市場份額下降。另一方面，其上游關鍵原材料仍高度依賴中國供應鏈，形成另一種安全約束。韓國經濟研究所（KEI）數據顯示，中國提供了韓國約96.6%的正極前驅體材料、93.7%的人造石墨以及80%以上的氫氧化鋰，覆蓋電池原料三大核心體系。
在電池產業中，中韓企業將延續競合關係。韓國企業在美國市場具備優勢，但在其他海外市場整體落後於中國企業，中韓在全球產業鏈中常呈上下游分工。韓國側重中游製造，上游材料體系依賴中國。
南方國家：路徑因資源稟賦分化
受資源稟賦差異影響，“全球南方”國家的風險敞口大小不一，能源安全與轉型路徑也因此出現分化。
巴西依託豐富的本土油氣資源與特殊的能源結構，實現了極高的能源自給率。根據IEA和IRENA的統計數據，巴西能源自給率超過100%，是南美最大的原油生產國，還有基於本土農業資源構建的生物乙醇燃料防禦機制。巴西長期推行雙燃料汽車計劃，數千萬乘用車可自由使用純乙醇，或摻混了27%至30%生物乙醇的汽油。
根據巴西蔗糖產業協會（UNICA）的數據，在2023年-2024年榨季，巴西中南部地區甘蔗產量創下歷史新高，乙醇產量超過330億升，這極大地緩衝了國際油價波動的衝擊。然而，其能源結構仍存在脆弱點。巴西重型運輸和農業機械使用的精煉柴油，20%-30%依賴進口。針對此問題，巴西計劃逐步將柴油中生物柴油的強制摻混比例由目前的15%提升至20%。
印度本土油氣資源匱乏，能源高度依賴進口。根據IEA數據，印度能源自給率在65%左右，其中近87%的石油依賴進口，三分之二以上的石油和近50%的天然氣需途經霍爾木茲海峽。危機爆發後，能源緊缺的衝擊直接體現在宏觀經濟數據上，根據印度儲備銀行（RBI）的測算，國際原油價格每上升10美元/桶，將直接拖累印度整體經濟（GDP）增速下降約0.2個百分點，並顯著推高國內通脹水平。
東南亞工業增長高度依賴外部化石能源。IEA數據顯示，在製造業擴張的拉動下，東盟能源需求年均增速超3%，在2015年前後已變爲能源淨進口區；2025年整體能源對外依存度升至25%左右，特別是油氣產品已超過60%。
文萊和馬來西亞等石油出口國依託本土資源保障供應，相對從容。印尼和越南等部分依賴進口的國家則面臨石油進口與煤炭、天然氣出口的矛盾，需在出口創匯與防範輸入性通脹間尋求平衡。高度依賴油氣進口的新加坡、泰國、菲律賓等國則面臨系統性威脅。斷供引發的油價上漲與儲備告急，嚴重衝擊了該地區長期依賴低成本能源建立的製造業體系。
非洲能源潛力大但基礎設施薄弱，呈現出“產出低、消費更低”的特徵。IEA數據顯示，若按一次能源總量計算，非洲能源自給率超過100%。但這並非由於非洲能源供應充沛，而是大多數非洲民衆缺乏使用現代能源的條件。該地區擁有全球近60%的太陽能潛力，卻有超6億無電人口。
面對突如其來的斷供，南方國家短期內以維持經濟運轉和社會穩定爲首要目標，採取了多種應急措施。以印度爲例，2026年3月至4月，政府出臺天然氣分配令，強制煉油廠優先保障民生液化石油氣供應，切斷餐飲等非核心商業用氣；在原油進口端，印度利用美國的臨時豁免，3月從俄羅斯進口原油環比激增90%，購入約3000萬桶，並緊急拓展安哥拉、加蓬等非洲替代油源。
在其他地區，越南、泰國等國則暫時擱置減排目標，重新啓用煤炭作爲替代燃料以填補天然氣缺口。巴西聯邦政府則一度宣佈對柴油、汽油等燃料免徵聯邦稅，短期犧牲財政收入遏制通脹。
長期來看，能源斷供風險促使南方國家將新能源轉型作爲保障經濟安全的基礎路徑，以擺脫對進口能源的過度依賴。印度緊急加速了清潔能源替代進程。2026年3月起，印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在原有每年50吉瓦可再生能源招標計劃基礎上，追加了針對工商業屋頂光伏與大規模電池儲能系統的專項招標；同時，在交通領域，印度不僅加速推進“PM-eBus Sewa”計劃直接補貼採購數萬輛純電動公交車，還針對兩輪和三輪物流車隊電氣化出臺了稅收減免政策，力求在物流末端擺脫對進口柴油和汽油的依賴。
在東南亞，印尼采取了雙軌並行的務實策略：一方面繼續利用龐大的本土煤炭資源支撐關鍵的鎳冶煉等產業，維持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憑藉電池關鍵金屬資源優勢，積極吸引外資構建鋰電池本土產業鏈。
已經深度融入全球供應鏈的越南，也立即加速了新能源替代的步伐。2026年3月起，越南工貿部加快擴大企業直接購電協議的規模，出臺了針對工業園區屋頂光伏的“特批”激勵機制，允許跨國製造企業在配置儲能的前提下實現100%自發自用並快速施工；同時，越南政府高層成立跨部門指導委員會，爲《第八個國家電力發展規劃》中的首批覈心海上風電項目開闢了行政審批“綠色通道”。
在非洲，能源脆弱性的關鍵是極其薄弱的集中式電網基礎設施。爲解決生存危機，非洲多國正加速推進分佈式新能源建設。由於電網覆蓋率低，非洲普通家庭和小微企業長期依賴昂貴的燃油發電機，在油價上漲時難以承受電價上漲。
世界銀行與非洲開發銀行聯合發起的“3億人電氣化計劃”（Mission 300）在2026年進入密集執行期。該計劃利用國際資金，向盧旺達、坦桑尼亞等國大規模投放微電網與家用太陽能系統補貼。
在國家政策層面，尼日利亞全面落地總額7.5億美元的“DARES”（通過可再生能源擴大分佈式普及）國家級項目，目標是爲超過1750萬尚未通電的人口提供太陽能分佈式電力系統，並重點補貼小微企業用分佈式光儲系統替代燃油發電機，爲支持該項目，尼日利亞減免了光伏和儲能設備的進口關稅。肯尼亞也加速推進“離網太陽能普及項目”，密集開建獨立太陽能微電網。這些政策正幫助非洲民衆以廉價方式切斷對高價燃油的依賴。
全球南方國家在此次危機影響下，已將“能源安全”置於更高優先級。新的安全觀不再侷限於增加化石能源儲備，而是通過多元供應與技術自主構建更強的韌性。在生存與發展的剛性需求下，南方國家雙管齊下，短期優先化石能源保供，長期新能源提速。本質上這是一場旨在實現供應自主、價格穩定與系統可控的“能源安全”保衛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