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業形態的崗位不僅需求量大，對特定勞動者羣體也展現出強勁的“承接力”與“轉型吸引力”
文｜《財經》記者 魯偉
編輯 | 朱弢
北京的外賣騎手平均月薪突破萬元，成都、重慶等地的招聘熱度首次超越部分傳統一線城市，這是2026年春季招聘市場的最新動態。
近日，58同城發佈的2026年一季度人才流動報告顯示，招聘市場呈現供需兩旺的繁榮景象。其中，北京招聘與求職兩端同步升溫，外賣騎手平均月薪達到10818元；而成都、重慶等新一線城市用工需求強勁，成爲拉動全國招聘需求增長的重要引擎。
這一趨勢背後，是中國新就業形態的縮影。此前，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和智聯招聘聯合發佈的《2025中國新就業形態報告》（下稱《新就業報告》）揭示，新就業形態的招聘職位數與求職人數呈現“雙增”態勢：職位數同比增長15.1%，求職人數同比增長11.0%。這種依託互聯網平臺實現勞動力供需高效匹配的創新就業模式，已成爲推動高質量充分就業的重要渠道之一。
兩份報告的數據相互印證，共同揭示了兩個結構性趨勢：其一，以即時配送爲代表的基於“位置”的服務業崗位，不僅需求旺盛，更以超過8000元的平均招聘月薪引領薪資榜。《新就業報告》指出，位置型崗位以中高收入爲主，月薪在1萬元至1.5萬元區間的佔比超過四成，這爲“北京騎手月入過萬”提供了更廣泛的行業背景。其二，城市格局正在重塑。58同城報告顯示，以成都、重慶、杭州爲代表的新一線城市，首次在招聘活躍度上比肩甚至超越部分傳統一線城市，成爲拉動就業增長的新引擎。
來自人社部的數據進一步佐證了這一點：2026年3月春招期間，服務消費相關行業佔據“招聘環比增速榜”前列，其中外賣配送、即時零售等在線生活服務招聘需求最大，環比增長17.3%。
這種供需兩旺的局面，離不開政策與市場的雙重驅動。2026年3月初，人社部、財政部聯合印發《關於做好2026年高校畢業生等青年就業工作的通知》，明確以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等行業爲重點，匯聚更多適合高校畢業生等青年的就業崗位。另一方面，隨着服務消費升級，餐飲、旅遊、商圈消費持續升溫，門店客流增加使得服務員、銷售專員、店員等崗位出現用工缺口。
“新就業形態將長期存在並繼續保持增長趨勢，並日益成爲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院長馮帥章表示，未來應進一步完善相關政策支持和職業培訓體系，助力新就業形態健康可持續發展，爲構建更加包容公平的就業格局奠定堅實基礎。
快遞外賣崗月薪領跑
2026年一季度招聘市場最顯著的現象之一，是即時配送崗位在薪資水平上的突出表現。58同城報告顯示，送貨/配送員、送餐員/外賣騎手這兩類崗位的平均招聘月薪分別達到8238元和8176元，位居招聘崗位薪資榜的前列。在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相關崗位的薪資更具競爭力，外賣騎手的平均月薪可達10818元，外賣配送站長的月薪也超過萬元。
近日，廣州市總工會發布的《2026年廣州市主要行業職工薪酬福利集體協商參考信息》（下稱《薪酬參考信息》）顯示，外賣騎手、即時配送員、網約車司機、互聯網主播的平均薪酬近三年逐年增長，其中廣州市外賣騎手2025年的平均薪酬達15.02萬元（約合月薪1.25萬元）。
這些薪資數據，改變了人們對基層服務崗位“收入不高”的固有看法。隨着外賣、跑腿等即時配送服務需求猛增，相關從業人員的市場價值也水漲船高，高薪成爲必然。
這一現象與《新就業報告》的發現相互印證。該報告指出，在基於位置的新就業形態中，配送類崗位需求旺盛，且整體呈現出較強的包容性與靈活性，學歷門檻較低，近九成不設學歷限制，經驗要求也普遍寬鬆。
這一現象背後，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規模的持續擴大。公開信息顯示，當前，中國以網約配送員（外賣員）、快遞員爲代表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成爲城市運行和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力量。央廣網此前引用行業分析數據稱，到2026年，全國外賣從業人員預計達到1470萬人，外賣業務將加速向縣域市場下沉，覆蓋全國超過2000個縣城。
即時配送崗位的高薪表現，是服務業就業活力的一個縮影。以即時配送爲代表的新就業形態，正展現出強大的崗位創造能力，發揮着就業“海綿”的作用。 58同城報告顯示，一季度，全國企業招聘需求活躍的崗位中，服務員、普工/操作工、銷售專員位列前三，而送餐員/外賣騎手、店員/營業員等崗位需求也較爲旺盛，共同覆蓋了生活服務、零售商貿等多個領域。從求職端看，普工/操作工、服務員、保安等基礎崗位也備受青睞，這反映出市場對服務業及相近領域勞動力存在持續且大量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新就業形態的崗位不僅需求量大，對特定勞動者羣體也展現出強勁的“承接力”與“轉型吸引力”。
《新就業報告》顯示，轉向新就業形態的求職者，主要來源於製造業與基礎服務業，他們原本從事普工/操作工、客服、銷售、司機、服務員等穩定性較弱、替代性較強的職業。這清晰地表明，新就業形態爲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勞動者提供了重要的職業轉換通道與收入提升機遇，成爲他們尋求職業轉變時的可行選擇。
然而，也需理性看待高薪現象。有分析指出，所謂“月入過萬”在騎手羣體中並非普遍現象，而是集中於一線城市、資深全職且勞動強度極高的少數人羣。
《薪酬參考信息》也指出，外賣騎手的高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是靠高時長積累的——近八成的騎手每日工作時長在9小時至12小時。此外，不同平臺、不同用工模式（如專送與衆包）之間的收入差距也相當明顯。這意味着，在關注平均薪資數字的同時，也應看到行業內部的分化與勞動者付出的真實成本。
好消息是，政策層面也在爲這一羣體的權益保障提供更堅實的制度基礎。 《新就業報告》指出，2025年全國所有省份均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最高檔月最低工資已普遍超過2000元，這爲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收入提供了更堅實的制度保障。
新一線城市成“新引擎”
一季度就業市場的另一大亮點是，新一線城市用工需求強勁。58同城報告顯示，在招聘需求最活躍的15個城市中，成都、深圳、重慶位列前三，武漢、東莞、蘇州、杭州等新一線城市均躋身前列，這些城市共同構成了全國招聘市場增長的“新引擎”。
這一趨勢與《新就業報告》的發現高度一致。該報告指出，近七成基於“位置”的新就業形態（如網約車、配送、生活服務）招聘需求集中於一線和新一線城市，這主要是因爲此類業態以本地化、即時性服務爲主要特徵，其發展對線下場景、訂單密度和人口規模依賴較強。
新一線城市的求職熱度攀升，背後與其產業基礎與發展定位緊密相關。成都作爲西部中心城市，在電子信息、裝備製造、現代服務業等領域持續發力，帶動招聘需求快速增長；重慶、東莞作爲製造業強市，一季度企業訂單量穩步提升，用工需求持續釋放；蘇州、杭州則通過優化營商環境、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吸引企業擴產招工，創造大量的就業崗位。
對於求職者而言，新一線城市的吸引力在於其不斷優化的“性價比”。 58同城報告指出，招聘活躍城市平均月薪爲7787元，上海、北京、深圳位居前三。值得注意的是，杭州等新一線城市的平均薪資（8411元）已與廣州（8053元）等一線城市相差無幾。當薪資差距縮小，同時在落戶難度、居住成本、生活品質等方面具備明顯優勢時，新一線城市便對求職者，尤其是年輕求職者和高校畢業生，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
這種吸引力在求職者畫像與人才流動數據上得到雙重體現。
從求職者結構看，《新就業報告》顯示，線上服務類（雲端型）崗位吸引的求職者學歷相對較高，其中本科佔比達47.4%，且對年輕人吸引力更強；而線下服務類（位置型）崗位則更多吸納中低學歷求職者，併爲46歲及以上勞動者提供了重要的“就業託底”渠道，該年齡段佔比高達17.3%。
從人才流動的實際數據看，新一線城市的吸引力效應已經顯現。雖然北京、深圳、上海等一線城市憑藉深厚的積累，在簡歷投遞總量上依然領先，但新一線城市的增速令人矚目。例如，杭州的簡歷投遞量環比增長了35%，重慶和東莞的增幅也超過了20%。人才流向的多元化，不僅有助於緩解特大城市的壓力，也正激發更多區域的發展活力。
新就業形態，特別是位置型業態，在這一城市格局演變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以網約車行業爲例，相關調研顯示，超六成的司機是家庭唯一就業人員，且多數是在失業後轉入這一行業，這凸顯了新就業形態在宏觀經濟波動時期爲勞動者提供的“緩衝”功能和再就業入口，是其社會價值的重要體現。
綜上所述，薪資水平、落戶政策與產業配套是人才落地的重要考量因素。新一線城市與一線城市在薪資上的差距正逐步縮小，疊加寬鬆的落戶門檻與完善的產業配套，共同構成了一個更具“性價比”的選擇，使新一線城市成爲越來越多求職者，尤其是尋求職業轉換與平衡發展的勞動者的優選之地。
爲2億勞動者築“安全網”
當新就業形態以市場化的高薪吸引勞動者時，與之匹配的權益保障制度建設也在同步加速推進。當前，從頂層設計到地方試點，一套旨在爲規模超過2億的靈活就業人員織密“安全網”的政策體系正在快速構建。
在頂層設計層面，政策框架日益清晰。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將出臺支持靈活就業人員、新就業形態人員參加職工保險的政策。更具系統性的是，人社部相關負責人在2026年年初透露，將制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基本權益保障辦法》，進一步明確新就業形態勞動基準和企業勞動保護責任。
與此同時，旨在讓平臺規則“算得明白”的協商機制正從文件走向實踐。2026年3月，中華全國總工會等多部門聯合印發《平臺勞動規則和算法協商指引（試行）》，旨在規範平臺企業及其用工合作企業開展勞動規則和算法協商，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推動構建和諧穩定的平臺用工關係，促進平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地方層面的試點探索也取得了關鍵突破，尤其是在工傷保險這一極爲緊迫的“痛點”上。比如，西藏自治區宣佈，自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實施辦法》，將出行、即時配送、同城貨運三大行業的平臺就業人員全面納入保障，費用全部由平臺企業承擔，並建立了便捷的“一鍵報案”和快速認定機制。這在全國範圍內具有領先和示範意義。
與此同時，河南、河北、江西等多個省份也在探索“補充工傷保險”試點，旨在覆蓋超齡勞動者、實習學生、靈活就業人員等傳統工傷保險難以覆蓋的羣體。例如，河南省已在全省範圍開展補充工傷保險試點，將外賣騎手等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明確納入保障範圍。這些先行先試的經驗，爲國家層面最終形成統一、可推廣的制度方案提供了重要參考。
政策的落地離不開平臺企業的響應與配合。2026年2月，人社部會同中央社會工作部、中央網信辦等七部門，就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對美團、滴滴、貨拉拉等16家頭部平臺企業和快遞企業開展了用工行政指導，要求有關企業全面落實用工主體責任。
面對新就業形態的快速發展，如何構建健康可持續的生態成爲關鍵議題。對此，馮帥章提出三方面建議：一是觀念上要實事求是，既不應將靈活就業簡單等同於低質量就業，也不宜在短期內對其抱有過高期待；二是推動平臺經濟規範發展，壓實平臺主體責任，加強對定價、分成、管理等環節的監管，保障從業者獲得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三是制度建設要同步跟進，針對其“去僱主化”特點出臺專項政策，使新就業羣體在社會保障等方面享有與其他勞動者可比的基本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