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折曉葉
鄉村工業化是一個經典研究議題，研究者衆多，且對於工業特別是與農業相距較遠的工業是否應該進入鄉村，多有爭議。聚焦這一長時段中工業醞釀、發育、成長乃至衰落的生命歷程，對它在鄉村的生存形態和組織行爲背後的制度邏輯進行考察，探討它何以在城市大工業和農業市場化的雙重擠壓下頑強生存，不但有助於認識工業聚集和擴散的規律與趨勢，而且還可以對事物有一個相對完整的認識，對當下它所產生的影響有更深入的理解。
歷史地看，工業在中國鄉村的經歷並不簡單。工業化的進程十分漫長複雜，大約經歷過家庭手工業、社隊工業、鄉鎮企業工業、民營工業四個階段。其中鄉鎮企業工業承前啓後，既不同於原初形態的家庭手工業，也已脫離農產品加工和農機生產製造，而是向着城市大工業延伸出的加工業發展，之後又逐漸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科技含量高的產業發展。
縱觀這一歷史過程，國運國策的變化在其中的深遠影響，成爲鄉村工業興衰的必要條件，否則在某些階段就不會發生工業忽而突飛猛進，忽而又偃旗息鼓的狀況。但如果沒有鄉村發展需要打開“農工相輔”微觀空間的內在需求，宏觀機會仍會從手邊溜走或者得而復失，所以可把鄉村的內在需求看作一個補充進來的充分條件。這在本文重點關注的鄉鎮企業發展階段，表現得尤爲明顯。
鄉鎮企業所代表的這一輪工業化，作爲一種新的經濟力量，落腳在鄉村，對應着與城市完全不同的鄉土社會環境，形成了不同於以往任何時候的微觀城鄉關係和制度條件，因而忽視其中任何一方都會造成理解上的偏差。
一般認爲，工業化與城市化是一體兩面。若從城市角度看問題，便是城市工業擴散成就了鄉村工業化；但若從城鄉互動的角度看問題，工業下鄉不僅是城市工業輻射或外擴的結果，也是鄉村利用政策“請”工業進入的結果，這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出現了鄉村工業對城市工業的反向拉力，發生了資源由城市向鄉村的逆向流動。城鄉工業分割的局面因鄉鎮企業的突飛猛進而被打破，鄉鎮企業成爲中國經濟結構中獨具特色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反映出改革的基本邏輯，即用新的增量財富來擺脫舊的國家計劃控制。
從城鄉互動關係的角度看，雖然這一時期鄉村工業的發展的確離不開城市工業的支持，特別是1979年《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爲鄉村工業化開了兩個政策口子：一是將宜於農村加工的農副產品逐步由社隊企業加工；二是城市工廠要把一部分宜於在農村加工的產品或零部件，有計劃地擴散給社隊企業經營，支援設備，指導技術。但由於沒有相應的實施政策，城市工業並沒有發揮好這種作用，因而如果認爲是城市工業擴散成就了鄉村工業化，就大錯特錯了。實際上是鄉村挖了城市工業的牆腳，否則就不會出現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與鄉鎮企業的那一場大爭論，最後由於市場經濟的推進方得以化解。一位鄉鎮企業家曾這樣描述道：“老虎稱大王，猴子照樣跳。”這也間接說明，工業下鄉的主動權在鄉村一方。
當然，從制度設計的角度看，鄉鎮企業的出現似乎是一個意料之外的事情。它之所以爲體制改革和國家意識形態所接受，並且在制度上被加以肯定和推廣，是因爲這支建立於社隊企業基礎之上的隊伍，在嚴格的計劃經濟環境下開闢了一小塊早期市場經濟的新天地，最終迎合了改革意識形態下的政治過程和政策過程，使這些本質上反計劃經濟的改革行動獲得了成功。
仔細思考它的發展路徑，恰好爲我們提出了另外一種研究視角，那就是：鄉鎮企業發展最重要的優勢，不在於它最能利用市場機制，而在於它最能擺脫國家計劃控制；不在於它最能接受城市工業輻射，而在於它最能利用城市改革難以推動的契機。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由價格雙軌制所引發的體制內諸多層面的雙軌制，爲體制外的增長提供了競爭性條件。它所提供的機會結構是，競爭性增長既穩定住了存量，讓舊有的結構保持相對穩定，又使得新的增長加大了增量部分，讓新的市場改革試驗得以進行。這就讓我們不能單從城鄉靜態關係的角度，而需要從城鄉互動的角度看問題。
在這個視角下，經典工業化理論對於鄉村工業化的研究尚存在缺失：其一，將工業化和城市化視爲一個過程的兩個面向，所以主要從城市的角度考量工業化，缺少從鄉村一方看問題的視角；其二，將工業化首先看作經濟變遷過程，所以從經濟的角度考量其效益成爲合理的思路，缺少從社會層面考慮其社會過程；其三，將工業化看作城市工業擴散及工業下鄉的過程，缺少對鄉村“請工業進村”動力的考量；其四，從農業“過密化”的被動視角考慮農業勞動力轉移，缺少對農民自主尋求“增長”的非農化思考。
填補這些缺失，需要從“鄉”一方或者說不能不從“鄉”的角度考慮問題。正如一些有識之士所表達的，以鄉村作爲社會本位是中國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思考與實踐，在今天關於什麼是工業化的討論中應該獲得新的理解。
從“鄉”的一方看問題，工業的適度發展、農業的持續、鄉村的利益、農民的意願和參與等，纔會成爲問題的核心，而其中農民問題更是核心中的核心，與農民問題直接關聯的農民生計和就業、農村社區發展、工農互補問題，更是鄉村工業化的關鍵議題。
當然，討論這一議題，離不開農民、社區和國家三者之間的關係，這似乎是一個極其一般的或者常規性的思路。但是，將分析的重心落在何處，卻事關重大，不同的落腳處往往引出完全不同的理論和視角。
本研究把鄉村社區作爲微觀視角的窗口，提出一些不同於宏觀視角的基層視角和問題。就鄉鎮企業的起落而言，雖然宏觀制度條件的變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工業與鄉村結緣背後卻有其獨特的制度邏輯。
那麼，從“鄉”一方的視角來看，工業何以與鄉村結緣，其背後又有着怎樣的制度邏輯呢？
（一）歷史傳統和結構空間邏輯：農工相輔
20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在中國鄉村的崛起，不可否認得益於工業化的制度演進爲它打開了一扇窗口。但其之所以成功，從根本上說主要不是因爲政策開有口子，也不是因爲農民天生會鑽空掙錢，更不是因爲城市工業需要尋找更便宜的加工點，而是因爲農村經濟中一直存在一個“農工相輔”的歷史傳統和結構空間。一部完整的鄉村工業化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這個空間的拓展史。
不幸的是，在農業時代地少人多的條件下，農工相輔的結構空間並不大，在戶籍制度限制下向農業和鄉村以外拓展的可能性就更小。但正是因爲有這樣一個生存空間以及不斷拓展它的需要，國家纔不得不調整經濟戰略和政策，從而在工農業之間以及城鄉之間重新分割利益。從這種意義上說，改革開放即打破這種結構空間束縛的一場變革。它至少拓展出兩個新的空間，用以破解“內卷”問題，其中一個是非農化和鄉村工業化，另一個是緊隨農村工業化，人口開始向發達地區和城市（鎮）流動，從而推動了城市化進程。
這個空間的打開，有着重要的變革意義，以此作爲基礎結構框架，纔有可能實現適度工業化，開拓鄉村的合理發展空間。
（二）利益最大化邏輯：無工不富
這一邏輯源自上述“農工相輔”的歷史遺產，雖然鄉村工業在城市工業戰略主導下萎縮，但這一遺產頑強延續至社隊企業乃至鄉鎮企業。
在工業得以成規模地進入農村後，工農業收益“剪刀差”所產生的比較利益才促使農民放棄農業。農民不願意固守農田，分田到戶時期的種養大戶已失去賺錢示範作用，農民“羨慕其收入，不羨慕其工作”。而爲農業服務的加工業的需求和賺錢效益並不比農業強多少。因此，依靠非農化增加家庭收入，使得非農工作機會的吸引力超乎尋常，農民個人和家庭更實際地考慮向非農轉移。
“無工不富”自然成爲非農化的合理邏輯。以往人口與土地相比“過密化”產生的農業擠出效應或城鄉推拉學說，是解釋農民從事非農產業的經典理論。現實情況是，在相當一個時期內勞動力非農化加劇時，農地拋荒與勞力非農化同時發生，人口與土地相比“過密化”的推斷，其解釋力受到質疑。
有學者早在研究原初織布業時就對此提出質疑，指出對農民來說，“織布業卻是利益遠高於耕田的非農就業。江陰就一度有所謂荒田織布的情況發生。這些情況說明，在清末民初，一些土布的織布區的興起並非農民過密化行爲的結果，而是農民追求最大利益的非農就業的結果”。這個從原初織布業實踐提出的看法，仍然部分適用於解釋鄉鎮企業時期工業化的動力所在。
從一些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如蘇南來看，人地矛盾無疑是將剩餘勞力擠出農業的某種力量。但是幾乎從工業進入鄉村開始，就出現了農地拋荒與非農化同時存在的情況。也就是說，即便剩餘勞動力被擠出了，人地矛盾減弱了，也沒人願意種地。這說明追求“增長”、實現利益最大化，纔是農村工業化最大的動力機制。在有條件接觸城市工業的地區，集體或合夥合作辦廠，“請工業進村”，也就成爲那一時期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首選。
《質性研究：
重塑中國社會科學的想象力》
張靜 趙世瑜 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5年11月
（本文摘自《質性研究：重塑中國社會科學的想象力》；編輯：許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