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業界看來，中美考慮建立促進雙邊貿易投資合作的工作機制，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有可能爲長期處於高波動狀態的跨境經營環境，重新注入一層稀缺的可預期性
文｜《財經》特約撰稿人 金焱 發自華盛頓
編輯｜蘇琦
當地時間3月15日－16日，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峯與美方牽頭人、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和貿易代表格里爾在法國巴黎舉行經貿磋商。雙方以中美兩國元首重要共識爲引領，圍繞關稅安排、促進雙邊貿易投資、維護已有磋商共識等彼此關心的經貿議題，進行了坦誠、深入、建設性的交流磋商，形成了一些新的共識，並將繼續保持磋商。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已要求中國將中美領導人峯會推遲大約一個月，理由是他需要留在華盛頓處理伊朗戰事。當地時間3月16日週一，在白宮的活動上，當被問到是否會重新安排這場重要峯會時，特朗普說：“我們正在處理這件事。我們正在和中國溝通。我很願意去，但因爲戰爭，我想留在這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主持例行記者會時表示：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發揮着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中美雙方就特朗普總統訪華事宜保持着溝通。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鋼3月16日說，過去一天半，雙方團隊進行了坦誠、深入、建設性的磋商，就一些議題取得初步共識，下一步雙方將繼續保持磋商進程。中美討論的議題包括新形勢下雙邊關稅水平問題，雙邊關稅及相關非關稅措施有關安排可能的進一步延期問題，促進雙邊貿易投資合作問題，雙方對彼此的經貿關切問題。美方向中方介紹了他們最新關稅措施的調整，以及下一步的相關考慮，中方對由此造成的不確定性表達關注。雙方同意共同致力於保持雙邊經貿關係的穩定。關於促進雙邊貿易投資合作問題，雙方討論了建立促進雙邊貿易投資合作的工作機制的設想，雙方在磋商中還深入討論了彼此的經貿關切。
何立峯表示，在兩國元首重要共識戰略引領下，經過去年五輪經貿磋商，中美在經貿領域達成一系列磋商成果，爲兩國經貿關係和世界經濟注入了更多確定性和穩定性。近期，美最高法院已裁決美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加徵的關稅違法，隨後美方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對所有貿易伙伴加徵10%進口附加費，還陸續出臺了有關301調查、企業制裁、市場準入限制等涉華消極舉措。中方反對美方加徵單邊關稅的立場是一貫的，敦促美方徹底取消單邊關稅等限制措施，並將採取必要措施，堅決捍衛自身正當合法權益。希望美方與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實好兩國元首重要共識，不斷拉長合作清單，壓縮問題清單，推動中美經貿關係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
美方表示，穩定的中美經貿關係對兩國和世界非常重要，有助於推動全球經濟增長、供應鏈安全和金融穩定。雙方應減少摩擦、避免問題升級，通過磋商解決分歧。
雙方同意，研究建立促進雙邊貿易投資的合作機制，繼續發揮好中美經貿磋商機制作用，加強對話溝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務實合作，推動雙邊經貿關係持續穩定向好。
有媒體報道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官員傑米森·格里爾透露，雙方正討論建立一個新的雙邊貿易協調機制，其中可能包括設立“美中貿易委員會”（U.S.-China Board of Trade）。這一機制的重點，是在不觸及國家安全和關鍵供應鏈敏感領域的前提下，識別雙方可擴大合作的產品和行業，探索在部分非敏感領域推進更有序、可管理的貿易安排。若相關機制最終落地，意味着中美經貿關係或將從單純圍繞關稅博弈，進一步轉向通過制度化平臺管控分歧、釋放有限合作空間。
2018年8月，特朗普簽署《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該法案於2020年2月正式實施，要求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嚴審中國赴美投資，尤其針對關鍵和新興技術領域。2022年2月美國發布《關鍵和新興技術清單》，是自2020年10月白宮發佈《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戰略》後的首次更新，列出了19項對美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關鍵和新興技術，包括先進的計算、工程材料、核能、自主系統和機器人、通信和網絡、高超音速、量子信息、半導體和微電子技術，等等。拜登政府期間簽署了新的行政令，明確限制美國企業在芯片半導體、量子計算、人工智能三大敏感領域的對華投資，比2022年那個包含19項關鍵和新興技術的清單更加精簡、聚焦。
拜登政府時期，美國財政部曾就相關制度發佈一份長達 46 頁的實施細則草案，並在完成公開徵求意見後形成最終規則，正式進入執行階段。就目前情況看，這套制度並未被廢止或整體撤回，仍處於實施之中。財政部稱在實施過程中結合實際效果、會同商務部等部門進行評估，並視情況通過補充指引、解釋文件或新的規則修訂作出調整。至於調整的具體方向和邊界，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企業、行業協會及相關利益集團與財政部、商務部之間持續的政策博弈和遊說協商。以此爲背景和路徑，將在美國對華投資和中國對美投資之間形成一個“雙向閉環”，極大地壓縮兩國投資往來的可操作空間。美國形成的對外投資審查機制主要針對的就是中國大陸和香港、澳門特區。
有企業負責人對《財經》表示，中美考慮建立促進雙邊貿易投資合作的工作機制，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有可能爲長期處於高波動狀態的跨境經營環境，重新注入一層稀缺的可預期性。近年來中美經貿關係中，真正讓企業感到棘手不只是關稅本身，而是政策節奏頻繁變化、執行口徑不斷調整、預期窗口極度縮短。在這樣的環境下，企業很難進行穩定的中長期規劃，報價、接單、採購、庫存、產能佈局乃至資本開支決策，都容易被突發政策打亂。若雙方能夠建立一個持續運轉的工作機制，企業有了觀察政策走向、識別風險信號、爭取過渡安排的制度性窗口，使原本高度政治化、突發化的衝擊，部分轉化爲可評估、可應對、可緩衝的經營變量。這對跨境製造商、外貿出口商、跨國採購商以及在中美兩端均有業務佈局的企業而言，可能顯著改善企業對分歧的承受方式。
對投資者和大型跨國企業來說，這樣的機制還意味着一種重要信號：中美雙方至少仍然承認，雙邊貿易與投資關係不能完全依賴臨時博弈和行政衝擊來維持，而需要某種最低限度的制度化管理。這種信號本身，就會影響企業是否繼續保留市場團隊、是否維持在地生產、是否擴大合規投入，以及是否願意把中國或美國繼續視爲中長期戰略市場。尤其是在全球供應鏈已高度重組、企業普遍面臨“去風險”而非“徹底脫鉤”選擇的背景下，一個持續性的工作機制，哪怕作用有限，也可能成爲企業堅持“留在場內、邊走邊看”的重要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