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夏夜，27歲的文浩做完最後一組俯臥撐，看了一眼手機上的時間，拿起桌邊的藥片和水杯。作爲社區工作者，他白天穿梭於街巷爲居民排憂解難，夜晚則按時服藥、鍛鍊。
10年前那個驚慌失措的少年，腦子裏只有一個最樸素的想法，得病了就要快點治。正是這個決定，將他迅速拉回了生活的正軌，就像生活裏一瞬間掀起了驚濤駭浪，很快又得到平息。
2015年，國慶假期結束後，文浩坐在縣疾控中心的醫生面前，滿臉通紅，雙手不停揉搓，手裏的確診報告被他捏得佈滿褶皺。他聽到坐在對面的醫生說：“你還是叫上家長再來一次吧。”半晌，文浩嘴裏擠出哀求：“能別告訴我父母我得這病的原因嗎？求你……”
成長在貴州偏僻的農村，高二在讀的文浩心中塞滿青春期的慾望。生物書上寫着“不潔的性行爲會導致艾滋病和其他性病的傳播”，但老師對這一部分的闡述只是含糊帶過。
那會兒，文浩對使用安全套等措施沒有清楚的認知，也不明白保護自己的真正含義。他以爲生物書上的疾病離自己很遙遠，直到這個懵懂又衝動的少年與陌生人發生了幾次無套性行爲，病毒開始悄無聲息地侵蝕他的身體。
圖片由AI生成，形象不代表文中人物
不久後，17歲的少年開始持續低燒，後背長滿疹子，整個人提不起勁。他像往常一樣幫父母去山上幹農活，卻毫無力氣。文浩獨自去網吧，將自己現在的身體狀態輸入到網上，“艾滋”，“絕症”……這些跳出來的詞彙猙獰而刺眼，讓他愈發害怕。他在忐忑中，獨自去縣裏的醫院做了檢查。
在一系列的檢查後，醫生讓他再去一趟縣裏的疾控中心，在那裏文浩又採了一次血樣。過後幾天，文浩一直惴惴不安，他不知道等待他的結果是什麼，是生命的審判還是虛驚一場。
當拿到HIV陽性的確診結果時，文浩只覺得“天塌了”。翻湧的悔意和源源不斷的問題環繞心頭：爲什麼是我？我快要死了嗎？我要不要告訴家裏人？我能夠被治好嗎？……
疾控中心的醫生表示，根據規定，一定得告知他的父母，不過願意幫着他和父母溝通，同時也告訴文浩，越早治療越好。
於是在確診後的第4天，趁着要開家長會，文浩編了一個“在學校和人打鬧玩時受傷感染”的理由，帶着不明所以的父母再次來到疾控中心。
父母在診室和醫生交流時，文浩在外面走廊的椅子上如坐鍼氈，短短十幾分鍾，時間被無限拉長。他不知道如何讓只有小學文化的傳統父母接受自己的孩子感染了HIV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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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父母走出醫生辦公室，只告訴他，醫生說這裏開不了藥，要把治療檔案轉到縣中心醫院，並報到拿藥。文浩設想的責備、謾罵都沒發生，好一會兒，母親才說，怎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呢？一旁的父親也沒有過多言語，只是立刻和一家人趕往縣中心醫院。
怕看病來不及，父母一路小跑，“快點快點，萬一人家下班了查不了怎麼辦？”
在中心醫院，父母陪着他抽血體檢，取報告，再去感染科報道。從確診到開始服藥治療，文浩只用了4天的時間。他牢牢記着醫生的囑咐，先把藥喫上，一切都還來得及。
剛開始治療時，服藥隱私性成了巨大的困擾。文浩從來沒有在一天裏喫過那麼多藥，而且每天都要早晚各喫一次。爲避免同學疑心，早上他一定要在出門前喫完一份藥，晚上他就在晚自習前，以最快速度跑去廁所，把藥塞進嘴裏，再回教室喝水吞服。
還沒適應藥物時，他常頭暈犯惡心，記憶力下降，升入高三後，課業負擔重，他更加緊張，擔心自己容易漏服。過了數月，文浩才慢慢適應。
治療的同時，文浩也在不斷調整心態。文浩從小長得秀氣，他有一張照片留着長髮，白白淨淨地像個女孩，大人便總拿這個打趣，也喜歡給他穿女孩的衣服，拿他當女兒養。
文靜的他與山區周遭粗獷的男生不同，他也因此遭遇校園霸凌——男同學在上廁所時扒他褲子，女同學則嘲笑他像個女生。文浩嘗試過反擊，後來漸漸麻木。
感染HIV讓內向的文浩一度更加自卑，在學校受欺負也不願意和家人說。文浩有個弟弟，外向，壯實，走在路上輕鬆和別人攀談，也更加討父母喜歡。
文浩假裝過外向，但裝了一兩天就裝不下去，“讓我見人就打招呼，我講不出來……”青春期的迷茫加上患病的壓抑折磨着他，最絕望時，他想過“不想喫藥了，一了百了。”
文浩就這樣一邊克服情緒上的波動，一邊按時服藥，小小年紀的他並行不悖地應對着心理和生理上雙重壓力，好在都堅持了下來。除了藥物時不時帶來的副作用之外，HIV似乎並沒有給文浩的身體帶來其他影響。
2016年，文浩考上了貴州一所大學，讀了社會工作專業，開啓了4年的大學生涯。2021年，大學畢業後的文浩來到四川自貢謀生。對他而言，痛苦的時光終於捱了過去，新的環境裏，一切都在向好轉變，病毒似乎連同那灼熱的青春期一起遠去了。
後來，文浩在成都找了份專業對口的社區服務工作。如今，他仍堅持每三個月複查一次身體指標，生活狀態與常人無異。
在社區工作時，文浩需要和很多陌生人打交道，曾經內向的他，在工作中努力展現出積極熱情的一面。爲了保持健康，他堅持睡前鍛鍊，或選擇騎自行車通勤，生活看起來平靜規律。
然而，在文浩的內心深處，他依然覺得與家人，尤其與父親之間似乎還橫亙着一道無形的牆。他總覺得活潑外向的弟弟更受寵愛，自己則像個邊緣人。獨自在外漂泊多年，他也很少主動聯繫家裏，與父親的交流更是寥寥無幾。
打破這層隔閡的，是一場疫情中的斷藥危機。2021年，文浩老家的村子趕上封控，而他的抗病毒藥只剩下約一週的量，而拿藥必須本人親自到場。
HIV的治療不能斷藥，文浩焦慮得不知所措，他控制不住去想最差的結果。萬幸，村子幾天後解封，幾乎是第一時間，一向沉默的父親騎上電動車，載着文浩去拿藥。坐在顛簸的後車座上，文浩終於意識到，父母不是不愛他，只是不懂得如何表達愛。老兩口總是以另一種方式關心着兒子，對他的愛並不比弟弟少。
工作穩定後，有一年春節，文浩買了幾個按摩儀，分別送給父母和親戚們。母親很珍惜地收在閣樓上，嘴上卻表現得平淡：“一天天這麼忙，哪有時間用。”平日裏，母親是主動給他打電話的那個，詢問他是否堅持服藥，缺不缺錢，工作如何了。每到文浩要去醫院拿藥的日子，母親比文浩自己記得更清楚，還會打電話來提醒。
有了家人的這層牽絆，文浩情緒穩定了不少。如今，每日服藥已經成了文浩的“肌肉記憶”。他加入了不少病友羣，在感受到共鳴、看到自己感興趣的話題討論時，文浩也會發言。
他知道，世上有這麼多和自己一樣的人，大家同病相憐，但仍在探索治療方案，努力生活。羣友們互相分享日常生活，彼此打氣，緩解了文浩的大部分焦灼情緒。
病友們報團取暖，讓文浩覺得，日子又有了盼頭。碰到其他剛確診，處於低谷期的感染者，文浩也會用當初醫生的話勸慰說：“先把藥喫上，一切都還來得及。”他不再是17歲初確診時的絕望少年，滿滿的篤定感，就像一艘進港靠岸的船。
（文中人物均爲化名）
內容來源：海岸公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