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詩萌
6月16日，江西新餘的唐先生向媒體反映，2025年4月他將患重症的孩子從江西省兒童醫院轉至上海治療時，800公里的路程被“民營救護車”收取了28000元轉運費，轉運費是直接轉到司機的個人賬戶，且無費用明細及發票，令人質疑其是否合理。（6月17日 極目新聞）
一旦生命救援與商業利益掛上鉤，那如何避免“救命錢”淪爲“宰客刀”？
首先需要釐清的是，在“民營救護車800公里收費2.8萬元”這一事件中，唐先生的遭遇暴露出非急救轉運市場定價標準模糊的問題。南昌緊急救援中心規定南昌至上海的轉運費用約1.1萬元，而唐先生實際支付的費用高達2.8萬元，超出標準154%，這顯然突破了人們的認知範圍。更諷刺的是，司機拒絕議價、未提供發票，甚至通過個人賬戶收款，將救命服務變成了“黑市交易”。
儘管存在嚴重的信息誤導——救護車掛靠民營醫院南昌贛醫醫院，卻使用公立醫院設備、有醫護人員陪同，導致患者誤以爲是官方救護車，但這本質上仍是利用患者對醫療機構的信任進行消費欺詐。涉事醫院稱救護車非本院所有，司機所屬公司否認關聯，衛健部門僅回應正在覈實。這些情況不僅忽視了事件本質，多方“踢皮球”背後更是監管的失責。
我們還應看到，非急救轉運市場的亂象，實際上是供需失衡形成灰色地帶，以及醫療資源分配不均與市場化服務監管滯後共同作用的結果。公立醫院救護車資源緊張，120急救體系僅覆蓋危急重症，導致非急救轉運需求轉向民營機構。目前，非急救轉運服務未納入政府定價目錄，僅由行業協會或企業自行制定標準，使得民營市場缺乏統一準入標準，車輛設備、人員資質參差不齊，爲亂收費埋下隱患。
如果民營救護車一味打着與醫院合作的旗號收取高價，患者對醫療體系的信任無疑會持續降低。患者本就因重病承受着巨大壓力，而高額的轉運費用會加重其家庭的經濟負擔，進而加劇醫療焦慮。在這則事件中，唐先生支付2.8萬元後，不得不通過網絡曝光尋求幫助。這雖是個案，卻反映出普遍存在的問題。若不從機制上重新梳理、優化，信任危機一旦蔓延，必然會影響整個救援系統的運行效率。
更具體而言，要解決民營救護車“天價收費”問題，需要平衡市場化與公益性的內在關係，通過明確的規範加以約束。例如，明確服務標準，將非急救轉運納入基本醫療服務範疇，制定全國統一的設備配置、人員資質、收費標準；強化監管協同，建立跨部門聯合執法機制，由衛健部門負責資質審覈，交通部門監管車輛運營，市場監管部門查處價格違法行爲，對違規企業和個人實施終身行業禁入；鼓勵公立醫院設立非急救轉運中心，或考慮將相關費用納入基本醫療保險報銷範圍，以減輕患者負擔。
“天價救護車”事件暴露了市場亂象，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無論是民營還是公營，生命救援的特殊性在於，它既是商業服務，更是公共產品。當民營機構以市場行爲爲藉口推高價格時，是對醫患關係的漠視，背離了救援本心，違背商業倫理，甚至可能觸碰法律紅線。
非急救轉運市場的健康發展，與每一位患者及其背後的家庭息息相關。只有以制度築牢底線，以監管壓實責任，才能讓救護車真正成爲承載生命希望的方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