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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田維新｜愛奇藝科技頻道前編輯
美國的登月計劃迄今爲止已經花掉了440億美元。每發SLS火箭的成本高達40億美元，相當於一艘福特級航空母艦的一半，這使得它成爲美國21世紀以來最昂貴的火箭之一。這樣一筆巨大的開支，真的值得嗎？
首先，NASA是如何算賬的？按照美國航天項目的回報比例，每投入1美元，歷史回報大約是2-8美元。這一看似可觀的回報比並不是來自火箭本身的直接收益，而是來自技術的廣泛應用和帶動其他領域的進步。用中國的老話講就是“沿路下蛋”，NASA的航天計劃並不單純看重眼前的經濟回報，它看重的是沿途的技術突破以及這些技術如何影響其他行業。
航天領域的每一次技術突破，都會催生大量的下游應用。例如，航天技術中的計算機算法、材料科學、通信技術等，往往可以跨界應用到汽車、電子、醫療等行業。歷史上，阿波羅登月計劃便是這一理念的典型體現。
回顧阿波羅登月計劃，我們看到的是美國航天史上的一次技術躍遷，是跨越性的提升。當時的技術條件距離登月目標仍有很大的差距，美國的航天技術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並不具備能夠實現登月的能力。因此，阿波羅計劃不僅是一次登月任務，更是美國科技發展的一次全面加速。
爲了能夠實現登月，美國投入了巨大的資源，推動了多個科技領域的突破。例如，在計算機技術，在阿波羅之前，人類的計算機還是使用真空管電子管的上古生物。但飛船空間寸土寸金，NASA 只能“硬上”。爲了減重，NASA 瞄準了當時剛誕生不久，還沒人敢大規模使用的集成電路。據統計，當時 NASA 瘋狂掃貨，一度買下了全美國 60% 的微芯片，在此基礎上，又做了許多開創性的研發。這種“不計成本”的砸錢模式，直接產生了兩個深遠影響，首先是芯片單價從上千美元直接跌到平民價。其次，巨大的訂單餵飽了像仙童半導體（Fairchild）這樣的初創公司，間接催生了後來改變世界的英特爾和硅谷傳奇。
NASA發展出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航天計算機，雖然其處理能力與今天的智能手機的萬分之一不到，但當時的技術突破爲後來的信息技術發展奠定了基礎。再如在火箭發動機、材料科學、通信技術等領域的技術進步，都在隨後的幾十年裏產生了廣泛的社會效益。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阿耳忒彌斯計劃遠不及阿波羅，完全沒有20世紀60年代那種“暴力美學”式的技術躍遷，可以說SLS本身是一場龐大的“老件翻新”現場。火箭相關技術絕大部分來自此前的火箭和航天飛機，RS-25發動機，這就是當年航天飛機的主發動機。NASA甚至直接從倉庫裏把幾十年前剩下的存貨搬了出來，洗洗擦擦，裝在了SLS的屁股上。
這種做法在工程上叫“成熟可靠”，在資本市場叫“成本優化”，但在航天狂熱分子眼裏，這更像是在用過時的圖紙組裝一臺21世紀的跑車。阿波羅時代是爲了一個目標去發明一項技術，而阿耳忒彌斯是爲了省錢去適配一堆老技術。
而至於登月飛船的電腦，更是沒什麼新鮮玩意兒，阿耳忒彌斯採用的通信協議和計算架構，在本質上並沒有脫離現有的民用迭代。比起阿波羅時代那種“從零到一”開發集成電路的英雄主義，現在的航天技術更像是“抗輻射太空版本”。 爲了耐輻射、抗干擾，航天級芯片往往比手機裏的A18、驍龍8Gen5芯片要慢上幾個世代。
至於軟件，絕大多數軟件邏輯都是在現有精密導航技術的基礎上進行的“極端環境適配”，爲了保障足夠的精確和極低的失誤率，火箭和飛船軟件的智能性，甚至不及“蘿蔔快跑”。
一輛特斯拉或者一輛鴻蒙汽車，其性能可能已經足夠指揮十次阿耳忒彌斯任務。
可以說，絕大部分錢，並沒有花在實驗室裏搞基礎科研，而是花在了試驗場上搞工程消解。NASA現在搞SLS火箭，大多數的錢不是花在了研發出某種跨時代的抗引力引擎，而是爲了驗證“這顆老螺絲釘在零下200度時會不會崩裂”。
更重要的問題是，阿耳忒彌斯的計劃之長遠，之龐大，或許超過許多人的瞭解。不僅僅是登月這麼簡單，而是在月球上建立一個基地，順便研究一下太空版本的空中加油，終極目標是向火星進發，實現載人登陸火星，440億美元僅僅是個開頭，後面還需要許多個440億美元。
這等級別的戰略計劃，面臨的最大困難不是技術鴻溝，有錢有資金有人才，總能搞出來，以時代的眼光對比阿波羅和阿耳忒彌斯，其瘋狂程度一定比阿波羅要高的多得多。因此決定阿耳忒彌斯能否延續的關鍵因素是國家的意志和綜合國力。
當時的美國，正處在戰後黃金時代的頂峯，綜合國力如日中天，但這種繁榮的背後卻藏着深深的焦慮。這種焦慮的源頭，是那個在莫斯科紅場閱兵、向太空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Sputnik的龐然大物的蘇聯。
肯尼迪總統當年那句著名的“我們選擇登月，不是因爲它簡單，而是因爲它困難”，其潛臺詞其實是：這不僅是科學競賽，更是賭上國運的決戰。
爲了這個目標，當時的美國展現出了令人咋舌的“舉國意志”。在阿波羅計劃的鼎盛時期，全美有超過40萬名科研人員和2萬家企業參與其中。這種資源動員能力是和平年代難以想象的。當時的NASA拿走了聯邦預算的約4.5%，而今天這個數字通常還不到0.5%。那是一個只要爲了贏過對手，連每一枚螺絲釘都可以用金子堆出來的時代。
那種“不計成本”的底氣，源於美國當時近乎壟斷的全球經濟佔比和技術溢價。當時的美國工業總產值一度佔據全球近一半，底特律的流水線和加州的實驗室不僅在製造機器，更在輸出一種“美國不可戰勝”的政治神話。阿波羅計劃的每一枚土星五號火箭（Saturn V），本質上都是在燃燒整座城市的財富，顯然現在的美國不可能做到這樣的程度。
這種建立在絕對國力、絕對意志和絕對對手壓力下的“大航海時代”，造就了阿波羅計劃。相比之下，今天的阿耳忒彌斯計劃雖然技術更成熟，卻再也找不回那種舉國一致的史詩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