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5年，唐軍在平定昭義節度使之亂時軍費不足，於是向西明寺借錢10萬貫。唐武宗得知後大怒，堂堂帝國，竟然淪落到要向寺廟借錢養軍？畢竟錢借了是要還的，寺廟這麼有錢，不如直接沒收好了，歷史上第三次大規模滅佛運動由此拉開帷幕。
之所以說是第三次，是因爲之前也有過兩次大規模滅佛運動，分別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加上唐武宗李炎，以及後來的後周世宗柴榮的四次滅佛運動，史稱“三武一宗滅佛”。
滅佛的原因很簡單，和宗教、文化、信仰這些都沒有關係，只和一件事有關，那就是朝廷沒錢了，而寺廟有錢。
在歷史上僧人不用交稅，不服兵役和徭役，還收養大量人口。以北魏太武帝時爲例，僅長安一地的寺廟，就隱匿良田30萬畝，還有5萬人口依附於寺院。光這些人口就相當於關中地區20%的壯勞力，國家的稅基和兵源都受到嚴重侵蝕。
公元446年，在平定蓋吳起義的過程中，官軍在長安的寺院中發現了藏匿的兵器，以及僧人和女子穢亂的證據，拓跋燾的憤怒到了極點，隨即頒佈《滅佛詔》。
這次的滅佛，拆毀寺廟2600所，還俗僧衆十五萬人編入朝廷戶籍，沒收良田120萬畝。
這次的滅佛，短期紅利明顯。滅佛後，北魏的賦稅收入激增25%，僅從寺廟中沒收的銅像熔化就鑄錢30萬貫，相當於全國半年的鑄幣量。15萬還俗的僧尼極大的充實了稅源和兵源，在後面對劉宋的戰爭中，這些還俗的僧尼也起了極大的作用。
滅佛運動並非單純的宗教迫害，而主要是經濟原因。滅佛的主要目的是解決財政困難，而非徹底消滅佛教。滅佛運動過後，佛教往往又會逐漸恢復。
因此，僅僅過了130年，到了北周時期，佛寺的勢力比以前更盛了。全國有寺廟超過1萬座，擁有良田300萬畝，僧尼上百萬人，依附於寺廟的人口占全國10%，其中壯勞力佔全國的30%。
面對這種情況，北周武帝宇文邕果斷開啓了第二輪滅佛運動。百萬僧尼被勒令還俗，算上依附人口，共有300萬人被納入朝廷編戶齊民，又從其中擴充軍隊20萬，這些軍隊使得北周在對北齊的戰爭中佔據了明顯優勢。
此外北周還抄沒廟產黃金5萬兩、廟田500萬畝，這些人口和良田，使得北周的糧倉儲量比滅佛前增長了3倍。北周的國力一時間大幅增加。
又過了280年，就到了唐武宗時代了，兩次遭到滅頂之災的佛寺比之前更昌盛了，凸顯了這些佛寺旺盛的生命力。
這個時代的佛寺數量已達到4.6萬座，擁有良田4000萬畝，佔全國耕地的 15%。 寺院還“蓄養奴婢、部曲（私人武裝）”15萬人，甚至“與藩鎮勾結，對抗朝廷”；更嚴重的是，寺院通過“鬻度牒”（賣僧尼身份）斂財，導致“貧者破家賣子，富者傾財爲僧”，朝廷戶籍和稅收體系徹底崩潰，大唐四分之一的賦稅流向了“佛門”。
當唐軍找寺院借錢之後，唐武宗終於忍無可忍了，會昌滅佛開始了。此次共拆毀寺院4600餘所、招提蘭若（小廟）4萬餘處；沒收良田數千萬頃，將奴婢、僧尼近百萬人轉爲國家編戶。
從寺院抄沒的銅佛像熔化後鑄錢150萬貫，鐵佛像則冶爲農具，共獲得農具20萬件，極大的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
會昌滅佛朝廷共增收 “良田千萬頃，稅錢數百萬貫”，這些財富的增加，使得國家的財政狀況得到了極大的改善，甚至於恢復到了安史之亂前的賦稅水平。從財政的角度看，這是一次成功的自我救贖，至少爲唐朝續命了幾十年。
一轉眼又過了90年，已經是後周顯德二年（公元955年），朝廷同樣遇上了財政危機，國庫裏的銅錢還不到10萬貫，軍隊連冬衣都發不起。但全國卻有佛寺3萬餘所，僧尼60萬人，於是後周世宗柴榮有樣學樣，舉起了滅佛的武器。
此次滅佛新增納稅人口15%。僅銅佛像熔化鑄錢就達到100萬貫，是國庫的10倍。銅錢的流通量也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商業稅也激增 30%。
從這些滅佛運動中可以看出，朝廷財政喫緊是滅佛的主要原因。佛教寺院在經濟上的過度膨脹，嚴重影響了國家財政收入。寺院佔有大量土地和勞動力，僧尼免除賦役，導致國家稅源流失。每當國家財政陷入困境，統治者便會通過滅佛來沒收寺院財產，緩解財政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