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年前，北大女生包麗在男友牟林翰持續不斷的精神折磨下服藥自殺。在這段扭曲的關係裏，牟林翰反覆追問她的性經歷，使用極端言詞貶損辱罵她，以換取自身的心理平衡。
2025 年 11 月，隨着最高法院將「牟某虐待案」作爲反家暴典型案例再次公佈，這位離開五年的女性，仍以一種慘烈的方式提醒着世人：親密關係中的傷害，未必總以拳腳示人。精神操控與情感奴役，同樣能將一個人拖入深淵。
對於導演薛曉路來說，這個案子令她印象深刻。26 年前，她曾以編劇身份，在《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中揭開親密關係中肢體暴力的傷害之烈。在最近熱播的《危險關係》中，她將鏡頭對準了更隱蔽的灰色地帶：
大學教師顏聆（孫儷 飾）爲探尋閨蜜自殺真相，意外捲入一場情感操控與電信詐騙交織的新型犯罪。在調查中，她與醫生羅梁（吳慷仁 飾）相知相戀，可當她全心交付時，才發現自己早已踏入一個更深的精神陷阱。
劇中，羅梁對顏聆說：「一個人的悲傷說出來，可以減少一大半」，後者顯然被打動。情感操控，從「看見你」開始。
比起家暴，PUA 更隱形，更復雜，也更難拍。
在這部劇裏，薛曉路以一位女性創作者的同理心，試圖回答那些沉重的問題：當掌控披上愛的外衣，當共情成爲施暴者最趁手的工具，我們怎樣去識別暗處的陷阱，又如何在精神廢墟之上完成重建？
▼ 以下是簡單心理與薛曉路的對話
01「情感操控」可能成爲一門技術
簡單心理：你的很多作品都源於真實事件，比如《吹哨人》的靈感就來自 2009 年一則反海外賄賂的新聞。你是怎麼關注到 PUA 這個話題的？
薛曉路：我比較關注這個話題，是因爲 2019 年的北大包麗案。當時我跟很多人第一反應一樣——怎麼可能呢？短短不到一年，一個那麼優秀獨立的孩子、北大法學院學生，怎麼會走到這樣一種境地？
後來我就開始查相關的案件，發現了 2017 年翟欣欣案。當年我肯定也是看到過這個案子的，但就覺得是一個男性被騙財的極端行爲。但 2019 年這件事讓我有更切身的感觸，因爲我也是媽媽，女兒也差不多這麼大。
2020 年 4 月，包麗去世了，那個節點讓我很觸動，也是在那個時候我覺得可以做這樣一個題材，想去弄清楚：可能是什麼樣的人會成爲受害者？什麼樣的人會成爲加害者？他們有什麼樣的心理動因？這個精神虐待的過程是怎麼進行的？
簡單心理：你在採訪中曾提到，你的創作習慣是先構建基本的故事框架和人物設定，再進行有針對性的採訪。你和團隊採訪了哪些羣體？
薛曉路：我們第一階段的調研是發動朋友，問身邊有沒有人有過類似的經歷。但得到的個例非常有限。後來我們聯繫到國內一個反 PUA 的民間機構「小紅帽」，採訪了創始人孔唯唯。到了這一步，我們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真實案例，也開始對 PUA 的原理和運作方式有了結構性瞭解。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慢慢發現：
第一，它不是偶發事件。在民間機構和心理諮詢師手裏，相關案例其實很多；第二，它不只發生在年輕的、有點所謂「戀愛腦」的女孩身上。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人，都可能捲進去；特別嚇人的一點是，它是一套體系化的東西，可以被傳播、被當作「知識」和「技巧」來訓練。
2018 年前後，國內這類機構很多，有的甚至準備上市。後來隨着國家打擊，多數轉入地下。但即便這樣，網上還是能找到流傳的課件，我們也花錢買了一些，去學習裏面的「話術」。同時，我們還混進了他們的羣組，看到學員把親密視頻當作「教學成果」分享交流，把對方極盡物化，就像後來曝光出來的「N號房」一樣，這讓我們非常震驚。
這兩個階段的調研給了我們大量素材和想法，讓我們能夠開始搭建這個故事的架構。
簡單心理：劇中第九、十集對「五步陷阱法」操控過程的拆解非常細緻，裏面涉及的一些概念在心理學中也能找到出處。這樣的刻畫是否基於你們調研時接觸到的資料？
薛曉路：對，你說得沒錯。那天一個活動上，一位心理學老師也有講到這件事。她說 PUA 特別殘酷的地方就是利用了人性中最美好的東西，比如同情心、共情能力。操控者利用了這些元素，先打壓你，讓你覺得好像是「我哪裏做得不對？」，然後陷入自我懷疑。
簡單心理：你曾在採訪中提到，你一直都很喜歡犯罪懸疑這類題材的作品。26 年前，你參與創作《不要和陌生人說話》的劇本，聚焦家庭中的身體暴力，《危險關係》則關注看不見的精神操控。你的觀察視角，尤其是對女性處境的理解，發生了哪些關鍵變化？
薛曉路：我覺得視角本身沒有改變。同爲女性，我也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但是確實隨着社會的發展，大環境變了。像家庭暴力進行的過程中，辱罵、貶低、控制這些行爲其實都是交織存在的。只不過以前我們更關注「打」這件事，在身體暴力的烈度面前，其他的似乎沒那麼明顯。
後來，家庭暴力中的肢體暴力入刑，女性的覺醒意識也越來越強。這些施暴者開始知道暴力是可以被判刑的，多少會收斂一些。
不過，這些人可能不再動手了，但是語言暴力和精神操控卻沒有結束，還在生活中更進一步地使用着，包括剛纔說的這種 PUA 培訓，2007 年從美國傳入中國，2010 年開始蓬勃發展，到 2018 年已經產業化。當精神暴力變成一羣人可以互相分享技巧——怎麼打，哪更疼、更看不出來，打得更好、更狠，這是一個非常令人膽寒的狀況。
當新的社會問題更加顯性化，我作爲一個創作者就希望能有機會把它能表現出來，讓大家看到。
02爲什麼「完美受害者」是一個陷阱？
簡單心理：顏聆是一位頗有能力的大學老師，她冷靜、睿智、獨立。對於精神科醫生羅梁，她也有一定的戒備心。你是有意避開那種柔弱的人設嗎？
薛曉路：是的，你很敏銳。我最開始看這些案例，心裏也會不自覺地開始貼標籤：這些人怎麼這麼容易輕信啊？怎麼沒有求救？怎麼不離開呢？但真正瞭解了以後，我覺得這在某種程度上污名化了這些受害者。他們不是笨、不是傻、不是戀愛腦，而是在一套有目的、有手段、有心理學依據的體系面前，確實容易踩坑。
當時設定顏聆的時候，如同你說的，就想把她塑造成一個比一般女性的「保護殼」強悍得多的人。
年少時的經歷，讓她對男性的防備心比一般女性大很多；她也過了世俗上的婚戀年齡，沒有恨嫁的心；她還是個單親媽媽，不光要考慮自己的感受，還有兒子的；作爲教師，她強大、自律、理性、抗壓能力強。所有這些設定，都讓她比一般女性的「籬笆」扎得更緊，更有防範危險的意識和能力。
但是當一個擁有非常有效的技術手段的人出現，她依然會淪陷。這就是塑造顏聆的目的：第一，增加她被 PUA 的難度，我覺得這纔是好看的戲；第二，讓觀衆也捫心自問。強大如她都會這樣，我會不會也在某些地方踩坑？這是一個警醒的雷達。
簡單心理：你在劇裏對羅梁這個角色的刻畫也很細緻，他很敏銳地嗅到了顏聆身上的創傷。
薛曉路：對的。羅梁本身有這種天賦，又有心理學背景，而且他自己童年和青年時代也受過傷。我不想把這些簡單歸結爲原生家庭的「原罪」。羅梁確實有原生家庭的一些問題，但對他來說，很重要的轉折點其實發生在大學階段。
顏聆也是一樣。她小時候的原生家庭並沒有太大問題，成長環境也是比較幸福的。後來的變化，更多是因爲人生某個重要節點上的意外。人在成長過程中，會有很多突如其來的變故，這些東西都可能導致你的人生變形。
當羅梁對顏聆開始感興趣之後，他一直在有意識地刺探顏聆的生活——看她的朋友圈、和她兒子聊天套話、查她的過往資料，包括在她醉酒後第二天跟她說：「哪怕是你這樣冷靜的老師，二十多歲的時候，難道沒有爲愛瘋狂、在街頭買醉的時候嗎？」
簡單心理：說到羅梁，像您剛剛說的，他私底下其實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PUA 大師，但表面上卻是一個體面專業的精神科醫生。無論對觀衆還是對劇中的人物來說，這種反差都很強烈。這樣的情況，在現實中普遍嗎？
薛曉路：是的，大部分情況是這樣。我們劇裏也寫到了，他們培訓的第一步就是「人設打造」，先建立自己的展示面。殺豬盤、情感詐騙，那些騙子的形象其實都非常相似：年輕，身材好，看起來像某個行業的精英，生活方式健康，有拿得出手的愛好。
我會覺得人天生有慕強的基因，這種良好的展示面會讓你的警惕性下降，起碼你會覺得這個人挺聰明、挺自律的。他們還會設計一些特點，比如劇裏的夏燚就說自己是海洋救援隊員，這是爲了向你展示人性中美好善良的那一面。
簡單心理：是的。我在看劇的時候也會不斷地想，如果是我遇到，我會怎麼處理。而且在很多情感操控案例裏，受害者最難跨越的往往不是「認清對方是壞人」，而是「承認自己被騙了」。在創作過程中，你是如何處理這種受害者的「羞恥感」？
薛曉路：你說得這個非常對。起碼在我們創作的過程中，會覺得去呈現這種羞恥感是一個特別難完成的劇作任務。因爲它太內在、太心理了，而且我覺得它並不會決定一段關係的走向。
很多受害者處在的困境，其實是「疑惑」。這個疑惑在於：我們倆到底是不是真的相愛？或者說，我堅信這個愛是存在的，那爲什麼我們之間總是不斷出現問題和矛盾？
我們的編劇之一夢瑤爲了寫這個題材，專門去學習了心理學的相關課程。那天，她提到了一個概念，叫做「雙重束縛」（Double Bind）。正常情況下，獎懲是有規律的、可預測的。但在這種關係裏，最可怕的是沒有原因的推拉。你不知道自己做對了還是做錯了，很多時候明明做得挺好也會引發矛盾，做錯了反而被輕輕放過。最後你會慢慢失去判斷力，一直活在膽戰心驚裏。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很多 PUA 的人會不斷用這種方式侵襲你。我們劇裏有句臺詞叫「合格的前任就應該跟死了一樣」，但 PUA 恰恰相反——他不會讓關係真正結束，而是讓你一直處在拉扯裏。你明明受傷了、想分開了，可幾句甜言蜜語又把你拉回去。
最艱難的地方就在這裏：逃離成了一個反覆循環的過程。因爲當事人始終覺得這段關係裏是有愛的，只是出了問題。所以一旦那個「愛」再次被表達出來，就又會忽略問題，重新陷進去。
簡單心理：在你的作品中，經常會有女性互助的影子。這部劇中，你是如何呈現女性之間的互助力量的？
薛曉路：在顏聆過往的人生中，有兩次比較大的困境：一個是她要自殺，作爲朋友的蕾蕾救了她；再就是當她有了小孩，蕾蕾說：「親媽乾媽一塊養」。
在這些特別大的節點上，蕾蕾都幫助了她。我覺得這就塑造了顏聆的一個意識：在別人身處絕境的時候伸一把手，可能就會有所改變。她把這種共情，給女學生、蕾蕾、甚至是騙了她的可欣。
但她的這種「幫助的心」，對羅梁來說恰恰是一個可以拿捏的點。羅梁在日料店那場戲裏說：「我不知道你經歷了什麼，但我認爲在你人生中，一定很多時候你希望有一隻手能拉住你。如果你願意，我就是那隻手。」
03
命名，就是修復的開始
簡單心理：整部劇拍攝下來，有沒有一場戲是最能體現「精神操控如何摧毀一個人」的？
薛曉路：我覺得最殘酷的一場戲其實不是最後的決戰。我說的這場，是對顏聆更深的、一次摧毀性的打擊。寫的時候，就覺得那場特別狠。
顏聆在年少時有過一段不倫之戀，她認爲是戀愛，但其實那也是一次圍獵。在這個過程中，她留下了很多信，但這些信又被那個壞人給利用，全都公開了出來。
她作爲受害者，被壞人欺負過，這個事情大家是能夠接受的。但那些信一出來，所有人對她的認識就變成了一個主動勾引別人的壞女人，一個年輕的綠茶婊。那是顏聆最難解釋和最具有文化恥感的部分，而羅梁恰恰拿這個來對付她，並且使用得很好。她極其崩潰，又無從辯駁。
簡單心理：可能對她來說，羅梁本應該是那個最懂她的人。其他不太相關的人對她的攻擊，她雖然會感到崩潰，但沒有到摧毀心靈的程度。
薛曉路：對的，是這樣。
簡單心理：《危險關係》講述了受害者如何在被摧毀後重新反擊和重建自己的過程。在你看來，一個人要從精神廢墟中站起來，最重要的是什麼？
薛曉路：其實最後一場對決戲的臺詞，寫了好多遍，直到快拍這場戲了，我們才最終定稿。這場戲裏很重要的是要寫出他們倆的情感，要把之前劇情中埋的扣解開，要把一些 PUA 的基本手段說明白，還需要把所謂「獵手」背後的虛弱、無恥、膽怯泄露給觀衆看，他們不是無所不能的。
所以說到「站起來」，首先我覺得是要認識它、正視它，拿回自我判斷，建立主體性，重新爲你們的關係下定義，爲對方做評價，而不是再糾結於他好不好、愛不愛。
我剛纔說的那場殘酷的戲，顏聆被誤解，被逼到沒法解釋。你說她是不能解釋嗎？肯定不是，顏聆是一個老師，這麼伶牙俐齒，但她就是說不出那種狠話，或者說不敢認清，不能決絕地說「其實這就是一個醜惡的故事」。可到最後那場對決，她用了同樣的手段去告訴羅梁：「你就是這麼污名化別人的。」
第一個幫助你站起來的力量，就是認清事實，認清這些技巧，不再被話術牽着走。
其次，這種傷痛需要長期的自我療愈。像是劇集最後也寫到了反 PUA 的互助羣體，受害者在這裏分享着他們各自的經歷。這起碼讓他們覺得：我不是孤單的，這件事不是因爲我不好才發生的，而是一個共性的情況。這部劇想傳達的是，即便遇到這樣的問題，最終還是有辦法去修復和成長的。
簡單心理：就像你剛纔說的，顏聆在那場戲裏直面了自己，直面了他對待自己的方式。我覺得這部劇很好的一個地方就在於，它讓觀衆不用親身經歷，也能有所警醒。
薛曉路：是的，你說得非常對。因爲這些除了親身體驗外你也基本沒有機會看到，它太隱祕了。你也不知道如果這事發生在自己身上，自己能不能逃開？我希望用這樣的方式讓大家看見傷害和真相。
簡單心理：我覺得這件事情已經在發生了。這幾天我刷社交媒體，就有看到很多觀衆說如果自己是顏聆，甚至沒有辦法比她處理得更好，因爲面對的是羅梁那樣的角色。
薛曉路：對，我看到有人說我知道他是壞人，可是我這時候還是會愛上他，他太溫柔了，在這些地方的表現太令人動容了。昨天我們聽一位心理老師講到一個概念，叫「愛意轟炸」（Love Bombing）。尤其在情感剛開始的時候，那種高密度、大劑量的愛，會讓你覺得自己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找到了靈魂伴侶。
簡單心理：那作爲一直深耕現實主義題材的創作者，你最想通過這部戲對當下或曾經經歷過情感 PUA 的觀衆傳遞什麼呢？
薛曉路：首先是要有警惕性。其次，我希望他們的創傷因爲這部劇能被看見。我相信很多人遭遇這種創傷後都很難啓齒，嚴重的可能會跟朋友說或者找心理醫生，但大部分情況就是埋在心裏自己消化，解決不了就可能出現自殺這種極端行爲。
我希望這部劇讓他們感受到溫暖。他們難以開口，覺得只是自己不夠好，自己經歷了一段糟糕的愛情。我想讓大家意識到，這不是一個獨特的體驗，而是一種具有社會共性的精神傷害。只是有人不幸地落入了這樣一種關係，變成了獵物，僅此而已。
能爲原本說不出口的事實命名，就是修復的開始。
當你不再糾結這段關係裏到底有沒有愛，對放下和走出就是很重要的幫助。我也想借這部劇傳遞一種建設性的力量：即便你曾經有過這樣糟糕的狀況，經過正視後，你依然可以走出來，戰勝它，並且有信心去建立新的生活。
作者 予警
責編 瑜婷
封面/配圖 《危險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