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華萊士的自然科學成就
1823年1月8日，華萊士（1823—1913年）出生在英國威爾士的蒙茅斯（Monmouth）。他從小熱愛閱讀，家裏豐富的藏書幫助他自學成才。1844年，華萊士結識了昆蟲學家貝茨（Henry Walter Bates），轉而開始對昆蟲研究感興趣，並由此走上了博物學家的道路。
亨利·貝茨
華萊士在自然科學史上最重要的貢獻是提出基於自然選擇原則的生物進化論和動物地理分佈學說，這兩大發現主要基於他在南美洲亞馬遜河（1848—1852年）和馬來羣島地區的長期田野考察，尤其是後者。華萊士稱在馬來羣島的“8年漫遊”構成了他一生中“核心且具有支配性的事件”。從1854年3月到1862年4月的8年間，華萊士在馬來羣島地區的行程達22000 km，開展了60~70次航行。回到英國6年之後，華萊士才首次出版了記錄東方之行的專著《馬來羣島自然考察記》。這部著作是華萊士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作品，被認爲是“19世紀最重要的自然史書籍之一”，被譯爲多國文字一版再版。
1858年1月，華萊士專注思考“物種的持續漸進改變是如何發生的”這一問題，完成了論文《論變種與原種無限偏離的傾向》（The Tendency of Varieties to Depart Indefinitely from the Original Type）的寫作。並很快寄給了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在1858年7月1日的林奈學會會議上，萊爾（Charles Lyell）和胡克（Joseph Hooker）宣讀了達爾文尚未發表的論文概要、包括部分觀點的信件和華萊士的這篇論文，從而正式宣告了由他們兩人共同署名的自然選擇理論的誕生。雖然華萊士在其自傳《我的一生》（My Life）和不同地方都回憶、描述過這一茅塞頓開的時刻，但他那清晰流暢的論文卻表明，自然選擇理論的發現並不是突如其來的“靈光一現”，而是華萊士在南美洲和馬來羣島多年來高強度收集工作積累的結果。1856年，華萊士發現了東洋界與大洋洲界的分界線——著名的“華萊士線”（Wallace line）。
華萊士在其論文中發表的“華萊士線”
1875年，他根據自己對馬來羣島地區以及亞馬遜地區的詳細瞭解，類推出世界上的動物分佈，完成了2卷本的《動物的地理分佈》（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nimals）和《海島生物》（Island Life）2部動物地理學專著。同時，華萊士首次繪製了一張動物地理分區圖，以呈現世界各大陸生命進化的多樣方式。
華萊士提出的六區動物地理區劃圖
根據華萊士自己統計，他在馬來羣島一共採集了125660件標本，其中包括310種哺乳動物、100種爬行動物、8050種鳥類、7500種貝殼類、13100種鱗翅類、83200種甲蟲類，還有13400種其他昆蟲。這些標本中的18%由華萊士自己收藏，用於研究生物進化和動物地理學。華萊士所採集的標本以及對標本生存環境的仔細觀察記錄，無疑極大拓展了人類對熱帶地區生物多樣性的認識，他被稱爲“生物地理學之父”，當之無愧。
2 華萊士的科學精神
19世紀是科學探索的世紀，隨着歐洲殖民主義在全世界的擴張，歐洲的傳教士、行政官員、商人、探險家和博物學家大量奔赴海外殖民地，帶回世界上其他地方和人羣的知識。華萊士就是其中極少數跨越了階級身份界線（由一箇中下層、有抱負的業餘愛好者轉變爲上層、成熟的知識生產者），成功躋身於學術核心圈的人物之一。這既是他牢牢把握時代機遇的結果，也與他個人具備的勤奮、謙遜、耐心、百折不撓等諸多優秀品質分不開。相比於同時代的其他博物學家，他能夠取得成功的關鍵還包括如下3種突出的科學精神。
2.1 無畏艱險的犧牲精神
爲了收集標本，華萊士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重重困難。他每到一地就需要找一個住處待幾天或幾個星期，但工作條件總是相當簡陋。熱帶地區的天氣往往很不利於標本製作，尤其是雨季。被各種疾病打斷工作是經常的事，華萊士的身上幾乎沒有哪個部位沒有被傷痛折磨過。除了簡陋的生活條件和疾病，華萊士還經常遭遇各式各樣的生命危險，包括蛇類獸類的死亡威脅，地震、海嘯、風暴等自然災害。幸虧華萊士一直抱有對科學探索的極大熱忱，也具有超出常人的堅定意志，他不僅經受住了各種考驗，還取得了名垂青史的偉大成就。
2.2 堅持實地調查方法論態度
在實地從事科學考察工作要比在書齋裏生產理論艱難得多，也需要承擔更多風險。但在19世紀的英國，人們卻非常輕視遠赴海外收集標本的博物學家的工作，這與當時學術界的階級構成是分不開的。一般來說，活躍在博物學領域的人多數出身於平民階層和工薪階層，是未受過專門訓練的業餘愛好者，需要通過售賣所收集物品維持生計；科學精英則多來自富裕階層，即使沒有貴族身份，也具有貴族的優越感，他們主要是在書齋裏生產各種理論思想。不僅如此，學術界甚至還有人鼓吹，理論生產者和田野調查者之間進行嚴格的勞動分工有助於高雅科學的發展。作爲一個要靠採集標本謀生，但以學術爲志業的博物學家，華萊士深知實地調查的重要性。他在《馬來羣島》一書中多次強調，科學家的田野調查與旅行家的遊記有所不同。一方面，旅行家往往由於停留的時間太短而無法認識地方真相，另一方面，旅行家的著述也經常爲了製造異域情調以吸引讀者而美化或歪曲事實。
從方法論上來看，以華萊士爲代表的平民博物學家羣體贊同的是基於經驗和逐漸修正經驗解釋的歸納推理方法，而常常爲貴族權威辯護的則是由理性感知永恆真理的演繹推理方法。因此，來自中下階級和工薪階層的博物學家以相對民主的方式來進行研究，這比他們上流社會的同行的學術風格要更接近當代的科學調查方式。直到20世紀，田野調查的經歷才最終成爲界定真正科學研究的標準，不管“田野”是發生在野外還是實驗室。此時，博物學先驅們的方法論貢獻纔得到重新評價與高度讚賞。
2.3 敢於挑戰權威的理論勇氣
正是基於較長時間的實地觀察和詳細的一手資料，華萊士對自己的科學推論充滿信心，甚至做好了向科學權威發出挑戰的準備。華萊士熱愛思考，從不滿足於具體瑣碎的資料收集，而是致力於提出更具普適性和解釋力的科學理論，實現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從經驗材料到理論建構的飛躍。事實上，除了著名的動物地理分佈線“華萊士線”之外，華萊士在田野考察中還劃出另外一條線——人種地理分界線，並提出與當時主要的人類學家都有所不同的人種類型學說。
雖然華萊士和達爾文共同提出了基於自然選擇原則的生物進化論，但他們在有關人的進化問題上存在重要分歧。華萊士並沒有因爲自己的出身和在學術圈較爲邊緣位置而一味附和其他進化論者（如達爾文、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和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等）的觀點，相反，他始終積極參與各種辯論，試圖調和人類起源的單一論與多源論、科學主義與自然神學的矛盾。
3 華萊士的人文關懷
19世紀下半葉，華萊士已經成爲歐洲最著名的博物學家和科學家之一，除了生物進化論和動物地理分佈學，他的研究興趣還覆蓋了人類學、冰川學、宇宙學、流行病學，他也在知識界和大衆媒體上不斷髮表著作、信件和文章，就唯靈論、社會改革、土地國有化、疫苗接種和人類未來等問題提出自己的“奇思妙想”。科學史專家羅傑·史密斯（Roger Smith）認爲，華萊士的科學理論深受其人道主義價值觀的影響，這些表面上不同的主題實際上具有內在的統一性，我們很難將華萊士的“科學”工作與“科學以外”的工作區分開來。
3.1 人類平等與社會進步信念
華萊士在馬來羣島的人類學考察使他得出了馬來人種與巴布亞人種截然不同的結論，從表面上看，這一結論支持了人類多源論。在華萊士看來，人類種族的不同身體特徵（膚色、髮質等）都是在史前時代從同一類的類人羣體發展出來的。這些特徵通過自然選擇（或者說“適者生存”）得到演化，就像是動物的皮膚和毛髮爲適應不同環境而演化一樣。但是，一旦有機體獲得了人類的心智官能，他們生理上的演化就停止了。當人類開始控制他們的環境——建立庇護所、製造武器、籌集食物，這些活動最需要的是互相協助，此時所有的進一步提高都取決於思維的力量。也就是說，自然選擇現在不是作用於肌肉，而是作用於大腦。適合生存的不再是身體上最強壯者，而是智力上最聰明和最有道德的人。華萊士進而設想人類心智的進化是文明發展的舞臺和背景。上述觀點實際上調和了單一起源論和多源論之間的衝突，也說明華萊士對人類進化的看法與其他多源論人類學家並不相同，因爲他把人類的心智和道德行爲看得與外貌體質特徵同等重要，而且處於較低文明階段的所謂“野蠻人”也具備向更高文明階段發展的潛能，而不是像種族主義者所認爲的那樣，差異無法消彌。
雖然華萊士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時代濃厚的歐洲優越論思想，但在東方社會的長期遊歷也開始促使他反思歐洲文明的不足。他在《馬來羣島》一書的結尾盡情闡述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和對人類未來的看法。他認爲可以在南美洲和東方的“野蠻社羣”裏找到通向完美社會的方式，在這種社會中，人人近乎平等。華萊士對歐洲資本主義的迅速擴張以及由此帶來的貧富分化加劇和道德墮落深感憂慮。特別是在他訪問美國之後，北美同質單調的城市化結果、奴隸制，以及不公正的封建土地制使華萊士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疑慮更甚，這也刺激了他專注於對社會改革方案的思考。
3.2 土地國有化的主張
由於受到年輕時從事過土地勘測工作的影響，在東方旅行期間，華萊士對遇到的各種土地所有權和耕種系統都很感興趣，關於誰擁有土地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他的腦海中。他後來在《馬來羣島》的結尾處對英國的土地私有制進行了批評，後來得到了著名哲學家、經濟學家約翰·穆勒的響應。應穆勒之邀，他參加了土地所有制改革協會，爲之出謀劃策。這時，愛爾蘭的佃戶在農業大蕭條中遭受到的不公正對待引發了華萊士的強烈同情和深刻思考。
1880年11月，他在《當代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邏輯縝密的文章，即《如何使土地國有化：一個解決愛爾蘭土地問題的基本方案》，試圖在個人權利與社會利益之間尋求一種平衡。華萊士提議個人可以臨時擁有土地，但國家應該獲得土地所有權，而建築、設備和附加價值應歸佃戶所有，他們同時擁有出售權。因爲他找不到一本令他滿意的關於土地國有化問題的入門手冊，於是決定開始撰寫《土地國有化：必要性和目的》這樣的科普手冊。華萊士堅信土地國有化是社會改革和社會進步的關鍵。
3.3 對社會正義的追求
在晚年階段，華萊士仍筆耕不綴，持續思考人類和社會的前途命運問題。在他繼續爲Nature等自然科學期刊撰文的同時，他還爲其他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的雜誌寫了大量文章。他支持婦女權利和環保主義；公開反對奴隸制和帝國主義；反對強制接種疫苗、優生學和活體解剖；呼籲消除貧困，承認所有公民都有公平享受共同財富的權利。他還不斷地爲那些社會底層人羣、受剝削的人、貧困的人、流離失所的人的權利而奮爭。華萊士相信，適者生存原理可以與更高尚的道德和精神品質的發展結合在一起。對他來說，適者生存是動物世界自我改進的一種方式，但這一過程在人類身上受到了抑制，因爲人性會激發我們去挽救那些弱者和受害者。這種品質雖然與我們的身體甚至智力發展相對立，但卻是人類道德進步所必不可少的，正是這種品質使人成爲“人”。
在華萊士的自傳《我的一生》裏，他鄭重宣佈：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因爲我相信對人類而言，最高的法則是正義。
4 結論
華萊士的自然科學成就很早就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在他45歲時，倫敦皇家學會便爲他頒發了皇家獎章（Royal Society of London’s Royal Medal, 1868）。1892年，他獲頒倫敦林奈學會金質獎章（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s Gold Medal）和皇家地理學會創始人獎章（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s Founder’s Medal）。雖然華萊士會因爲他在自然選擇原理和動物地理分佈等自然科學領域所做出的貢獻永遠受到世人敬仰，但他的重要貢獻並不僅僅侷限於那些過去的時刻。正如史密斯（Charles H. Smith）和貝卡洛尼（George Beccaloni）所說，華萊士“是基礎科學世界的重要創新者之一；是旅行家和野外生物學家的靈感啓發者；是擁有衆多讀者的成功作家；是爲從業專家提供了無數新舊物種標本的供應人；是對弱勢羣體以及被邊緣化人羣抱有人道主義關懷的典範；尤其是，他無懼於公開表達自己的堅定信念，哪怕它們與那些既有觀念相違背”。
本文我們簡要回顧了華萊士所取得的重要自然科學成就，重點闡述了他無畏艱險、堅持實地調查、勇於理論創新的科學精神，以及堅信人類平等與社會進步、致力於實現社會正義的人文關懷。華萊士完全是憑藉他自己的努力而崛起的，沒有任何階級、背景和教育上的優勢。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從未放棄對人的思考和夢想，把淵博的科學和專業知識與深刻而根本的社會分析結合在了一起。不管時代如何變化，科學進步如何日新月益，他的科學精神和人文關懷始終值得學習和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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