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布吉必姆國家公園的焦土上，一場名爲“人道救助”的行動，引起關注。當地政府動用直升機射殺750只野火倖存的考拉，理由是“終結其痛苦”，但動物保護組織拍攝的畫面顯示，部分被擊中考拉仍能緩慢攀爬樹幹，體表未見明顯創傷。那麼，這場以“善意爲名”的撲殺，是科學決策還是懶政之舉？
事件的導火索是年初燒燬2000多公頃考拉棲息地的森林大火。災後，倖存的考拉麪臨桉樹葉短缺、脫水與燒傷威脅。政府最初承諾實施“獸醫評估後的安樂死”，卻在執行中轉爲高空射殺。動物保護團體指出，直升機操作員僅憑望遠鏡遠程判斷考拉健康狀況，誤差率極高，可能導致健康個體甚至懷孕母考拉遭誤殺，致使幼崽成爲孤兒。澳大利亞動物法律辯護基金批評稱：“空中射殺應是最後手段，而他們跳過了所有中間環節。”
爭議的核心在於決策的透明性與科學性。州政府堅稱行動經過“審慎評估”，卻未公開具體評估數據。國際自然保護聯盟數據顯示，澳大利亞野生考拉數量已從2019年的8萬隻銳減至4.3萬隻，2022年其保護級別從“易危”升爲“瀕危”。生態學家指出，棲息地碎片化本就導致近親繁殖與疾病傳播，大規模撲殺可能進一步摧毀種羣恢復能力。墨爾本大學動物倫理學者艾瑪·威爾遜質問：“當考拉在火災中失去80%的棲息地，人類的第一反應竟是消滅倖存者，這是保護還是加速滅絕？”
有網友質疑決策粗暴留言稱：“如果人類遭遇災難，會有人提議用直升機射殺傷者嗎？”環保志願者在社交媒體發佈的視頻顯示，射殺區域周邊仍有未被燒燬的桉樹林，引發“爲何不嘗試轉移考拉”的質疑。這種情緒與2019年“世紀大火”中6萬考拉死傷的集體記憶共振，加劇了公衆對當地政府生態治理能力的不信任。
更深層的矛盾指向現代社會的災後管理邏輯。悉尼科技大學公共政策教授邁克爾·陳分析：“政府選擇成本最低的方案——射殺每隻考拉約耗資30澳元，而救治成本高達500澳元。但當財政考量壓倒生命價值時，是否在默許一種‘災難資本主義’？”這種功利主義思維與考拉作爲“國寶”的象徵意義激烈碰撞。用子彈解決生態危機，暴露的是人類面對自然時的傲慢與無能。
這場風波或許會成爲野生動物保護史上的標誌性事件。它迫使人們重新審視：當生態災難發生時，“人道”的邊界究竟在哪裏？是果斷終結個體痛苦，還是不計代價延續種羣希望？在新南威爾士州的經驗中——該州在2023年火災後建立臨時考拉醫院，通過衆籌救治了1200只傷患，成活率達68%。殺戮永遠是最簡單的選項，但文明的價值在於選擇更難卻更慈悲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