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起 “繼父強姦繼女案” 引發社會廣泛關注。該案件歷經多年，從最初的無罪判決到最終改判有期徒刑 8 年，其中的法律爭議和社會影響引發了多方討論。
案件最早源於多年前的一起指控，繼女稱遭到繼父強姦，但除其單方面口供外，缺乏精斑、身體傷害、衣物等物證。北京法院一審、二審及兩次再審均因證據不足，依據 “疑罪從無” 原則判被告人無罪。然而，這一案件並未就此終結。最高人民檢察院在 2024 年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中提及該案，鑑於案件涉及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檢察院認爲應予以特別關注。據瞭解，針對重大案件，檢察院需發揮示範帶頭作用，增強監督權，確保抗訴精準、判決有效。在此案中，四級檢察機關接力抗訴，歷經十年，直至 2024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天津高院再審，被告人最終由無罪改判爲有期徒刑 8 年。
此次改判的關鍵理由之一，是檢察院提出的 “非親歷不可知” 觀點。檢察院認爲，未成年人對性認知有限，不會就涉及性的問題說謊，因此僅憑未成年人的證言，即可推定強姦罪成立。不過，這一思路並未得到法院的完全認可。由於案件爭議極大，最高院最終介入，將案件從北京轉至天津審理。
這一案件背後，凸顯了法律實踐中的諸多困境。“非親歷不可知” 與 “疑罪從無”“孤證不立” 等法律原則之間存在衝突，使得司法機關在判決時面臨艱難抉擇。法院若維持無罪判決，因法官實行終身責任制，可能面臨責任風險；而改判有罪，對於前期將當事人逮捕的公安機關和檢察院而言，同樣涉及終身責任問題。這導致公檢法三方在案件處理過程中產生長期博弈。
從歷史和國際視角看，不同法律體系對此類案件有不同處理方式。在中國古代，雖有 “奸出婦人口” 的傳統，但對於誣告至親有重罪規定。西方雖秉持疑罪從無原則，但通過陪審團心證制度，要求女方出庭接受辯護律師反覆盤問，由陪審團判斷證言真僞。而在本案中，中國現行法律既禁止刑訊逼供，又存在受害人不出庭接受盤問的情況，僅憑單方指控即作出判決，難免讓人感覺判決過程過於草率。
這一案件的判決結果可能對社會倫理產生深遠影響。若此類僅憑多年後的單方指控即可定罪的判決增多，可能導致社會對再婚家庭產生恐懼，尤其是對帶有未成年女兒的再婚婦女，男方可能因擔憂被誣告而不敢再婚，進而影響社會再婚率，引發社會倫理層面的連鎖反應。同時，案件也反映出在保護未成年人權益與確保司法公正之間，需要尋找更爲平衡的制度設計。在面對無法完全查清事實的案件時，如何在 “寧肯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 和 “可能放過一個壞人，爲了不冤枉一個好人” 之間做出抉擇，需要綜合考量社會影響等多方面因素。這不僅是對個案公正的考驗，更是對整個法律制度和社會價值取向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