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暉，原名熊匯荃，1919年4月12日出生於山東省掖縣（今萊州市），祖籍安徽鳳陽。他的父親在中華民國時期擔任湖北高等法院庭長，家境優渥，家中八個子女，熊向暉排行第五。1935年，他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展現出強烈的愛國熱情。1936年，他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在校期間擔任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清華分隊負責人，積極投身抗日救亡活動。同年12月8日，經蔣南翔、楊學誠介紹，他祕密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了革命生涯。
1937年12月，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熊向暉進入國民黨胡宗南部隊從事祕密情報工作。他以卓越的才幹和冷靜的頭腦，迅速贏得胡宗南的信任，1939年3月從中央軍校第七分校（西安分校）第十四期畢業後，擔任胡宗南的侍從副官和機要祕書，負責處理機密文電和起草講話稿。在長達12年的潛伏生涯中，他爲中共提供了大量關鍵情報。1943年，他獲取了胡宗南進攻陝北的戰略部署，並迅速上報黨中央，使中共得以提前應對，挫敗了國民黨的陰謀。毛澤東高度評價他的貢獻，稱其“一人能頂幾個師”。
1947年7月，胡宗南派熊向暉赴美國留學，他進入凱斯西儲大學研究院攻讀政治經濟學，1948年9月獲得社會科學碩士學位。1949年11月，他接到周恩來的邀請，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在中南海勤政殿，周恩來向國民黨起義將領公開了熊向暉的中共黨員身份，震驚衆人。胡宗南得知真相後，懊悔不已。
新中國成立後，熊向暉進入外交部，歷任新聞司副司長、辦公廳副主任等職。1962年至1967年，他擔任中國駐英國代辦，期間正值中英關係複雜時期。1967年8月，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熊向暉可能參與了相關外交應對工作。1972年，他成爲中國駐墨西哥首任大使，爲中墨建交奠定了基礎。他的職業生涯橫跨情報與外交，展現了非凡的智慧與忠誠。
熊向暉的潛伏生涯充滿了驚險與智慧。他在胡宗南身邊時，需時刻保持警惕，處理機密文件時往往在深夜，確保情報安全傳遞。他曾化裝成普通士兵，親自將情報送至中共聯絡點，冒着生命危險完成任務。在美國留學期間，他與中共地下組織保持單線聯繫，嚴格遵守紀律，爲回國後的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
在外交部工作初期，熊向暉參與了新中國多項重大外交活動。1954年，他隨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記錄了大量會議細節，爲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發聲提供了支持。他的筆記至今仍爲研究者珍視，展現了他在外交領域的嚴謹與專業。
熊向暉的個人生活也充滿溫情。1947年1月，他在南京與諶筱華結婚，育有一女熊蕾。諶筱華始終支持他的工作，即使在潛伏期間，也默默承受分離之苦。熊蕾回憶，父親雖在生活中略顯粗枝大葉，但在工作上極其細緻，堪稱楷模。
晚年，熊向暉撰寫了《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等回憶錄，詳細記錄了他在隱蔽戰線和外交領域的經歷。這些作品不僅爲黨史研究提供了珍貴資料，也讓後人得以窺見他的傳奇人生。他以實際行動詮釋了共產主義者的忠誠與擔當，爲新中國的建立和發展貢獻了畢生精力。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祕密訪華的當晚，毛主席召見周恩來、熊向暉、王海容和唐聞生，討論黨內事務。這次談話發生在基辛格訪華的背景下，但毛主席並未聚焦於中美會談，而是將話題轉向了黨內高層的動態，特別是1970年廬山會議的未決問題。
毛主席首先詢問熊向暉在總參謀部二部的職責。1970年11月，熊向暉被任命爲總參二部副部長，負責國際形勢研究。他向毛主席彙報了自己的工作內容。隨後，毛主席問及熊向暉與總參謀長黃永勝的關係。熊向暉表示僅在會議上見過黃永勝，未有私下接觸，並提到1971年4月總參會議上，黃永勝曾引用毛主席對熊向暉批評陳伯達的肯定。
毛主席接着詢問1970年廬山會議的情況。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圍繞“設國家主席”等問題發生激烈爭執。林彪及其支持者黃永勝、吳法憲、葉羣、李作鵬、邱會作（即“五大將”）主張恢復國家主席職位，並推舉林彪擔任，引發毛主席的不滿。毛主席發表《我的一點意見》，批評了陳伯達和林彪集團的做法。熊向暉如實彙報了會議相關情況。
毛主席進一步問及“五大將”的檢討材料是否爲熊向暉所見。熊向暉回答未曾看到。周恩來補充道，這些檢討材料按級別應發至熊向暉這一級幹部，他卻毫不知情，反映了信息封鎖的問題。毛主席對此表示，檢討材料是虛假的，廬山問題遠未解決，並暗示背後有更大的支持者，矛頭直指林彪。
在談話中，毛主席還批評了黨內的一些不良作風。他指出，許多幹部過於依賴祕書，自己不動手、不動腦，甚至連科長也配祕書。他特別提到，有些人讓自己的妻子擔任辦公室主任，這種做法不符合共產主義者的作風，而是類似國民黨的作風。這番話雖未點名，但顯然針對林彪的妻子葉羣。葉羣作爲林彪的辦公室主任，深度參與其政治活動，毛主席通過這一批評表達了對林彪集團的不滿。
談話結束後，周恩來叮囑熊向暉對談話內容嚴格保密。熊向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明白毛主席通過這次談話在收集信息並驗證判斷。這次談話不僅揭示了毛主席對林彪集團的警惕，也爲後續的重大事件埋下了伏筆。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爆發。林彪、葉羣及其子林立果乘三叉戟飛機從秦皇島山海關機場起飛，試圖逃往蘇聯，卻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機上九人全部身亡。這一事件震驚中外，也印證了毛主席在7月9日談話中的擔憂。9月18日，中央發佈通報，熊向暉得知詳情後，明白了毛主席談話的深意。他對毛主席的洞察力更加敬佩。
林彪事件後，黨內展開了批林整風運動，黃永勝等林彪集團成員被審查。1981年，黃永勝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1983年4月26日病逝於青島。葉羣作爲林彪辦公室主任，其不當行爲在事件後被進一步揭露，驗證了毛主席的批評。
熊向暉在林彪事件後繼續在外交戰線發光發熱。1972年2月14日，中國與墨西哥建交，熊向暉被任命爲首任大使。他於1972年至1973年駐墨西哥期間，積極推動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交流。他親自走訪墨西哥政府部門，協調建館事宜，確保中國大使館順利運作。他還與墨西哥總統埃切維里亞會晤，商討雙邊合作，爲中墨關係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基礎。
1973年，熊向暉回國，擔任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爲國家安全和情報工作貢獻力量。1978年，他轉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參與統一戰線工作，促進海內外華人的團結。他的工作風格一如既往地嚴謹，親自起草重要文件，確保政策落實。
在外交生涯中，熊向暉經歷了諸多挑戰。1962年至1967年，他在英國擔任代辦期間，中英關係因香港問題和國際局勢而複雜多變。1967年8月22日，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英國外交人員遭到衝擊。熊向暉可能參與了事件後的外交溝通，盡力維護國家形象。他的冷靜與專業，爲中國在動盪時期的外交工作增添了穩定因素。
晚年，熊向暉致力於歷史記錄與傳承。他撰寫的《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歷史腳註——毛澤東、周恩來及四帥回憶》《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等作品，詳細記錄了他在隱蔽戰線和外交領域的經歷。這些回憶錄經中央文獻研究室審定，成爲研究中共黨史和新中國外交史的重要資料。他的女兒熊蕾在《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的題外話》中回憶，父親雖在生活中略顯粗枝大葉，但在工作上極其細緻，堪稱楷模。
2005年9月9日，熊向暉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他的逝世引發了廣泛悼念，人們緬懷這位隱蔽戰線的英雄和新中國外交的開拓者。他的忠誠、智慧和勇氣，永遠銘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
熊向暉的一生，是中國革命和建設歷史的縮影。他從清華學子到情報英雄，再到外交先鋒，用實際行動踐行了共產主義者的理想。他的經歷不僅展現了個人的卓越才華，也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艱難歲月中的戰略智慧和堅定信念。
1971年7月9日的談話，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個重要節點。它不僅揭示了毛主席對黨內鬥爭的敏銳洞察，也爲林彪事件的發生提供了背景。這次談話體現了毛主席的領導風格：通過與下屬的直接交流，收集信息、驗證判斷，併爲重大決策做準備。
熊向暉在這場談話中的角色，展現了他作爲黨內高級幹部的可靠性和專業性。他以冷靜的態度回答毛主席的提問，爲領導提供了準確的信息。這種忠誠與能力，使他在新中國的外交和情報領域持續發揮作用。
林彪事件的發生，標誌着黨內鬥爭的高潮，也引發了後續的政治調整。毛主席通過這次談話和其他行動，成功化解了潛在的威脅，維護了黨的團結和國家的穩定。然而，這一事件也反映了那個時代政治環境的複雜性，黨內高層之間的信任與猜忌交織，爲歷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對於後人而言，這段歷史提醒我們，政治鬥爭的背後往往隱藏着複雜的動機和利益。毛主席的批評——讓妻子擔任辦公室主任的不當作風——不僅針對林彪集團，也反映了他對黨風純潔性的關注。這種對原則的堅持，是那個時代共產黨人理想主義的一面。
熊向暉的回憶錄爲我們提供了第一手資料，讓我們得以窺見這段歷史的細節。他的文字樸實而嚴謹，記錄了事實，也傳遞了對革命事業的深厚感情。這些記錄不僅是歷史的見證，也是對後人的啓示：忠誠、智慧和擔當，是共產黨人永恆的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