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雅典衛城的伊瑞克提翁神廟遺址一角 圖/視覺中國
古希臘文明是西方文明的第一個階段，雖然它也受到埃及、西亞等更爲古老文明的影響，但它自身的發展演化歷程基本上是自成一統的，尤其是希臘城邦文明，更是獨具一格，另闢蹊徑，與東方的古老文明大相徑庭。古希臘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活水源頭，它所滋生開創的各種文化形態，都對後世西方文明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現代西方文明的幾乎所有文化形態，都來自古代希臘。比如說，荷馬史詩是西方文學的開山之作（荷馬本人也因此被譽爲西方的“文學之父”或“詩人之父”），就如同中國文學的最早作品《詩經》一樣。同樣，希臘的奧林匹亞競技會一直傳承至今，成爲影響全球的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起源。古希臘的敘事詩、抒情詩、舞蹈等詩歌樂舞，雕塑、繪畫、建築等造型藝術，悲劇、喜劇等表演形式，同樣一脈相承地流傳到今天，深深地影響着西方的文學藝術。所有這些後來在西方社會中被髮揚光大的東西，最初都是由天真爛漫的希臘人從無到有地開創出來的。至於在希臘城邦時代最後鳴鑼亮相的哲學，更是奠定了兩千多年來西方哲學的思想根基，確立了西方哲學的基本規範。
在古希臘時代，產生了一批後人難以望其項背的巨擘宗師，例如“文學之父”荷馬、“哲學之父”泰勒斯、“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喜劇之父”阿里斯托芬、“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等，他們是西方各種文化形態的奠基者。無論是後來的羅馬帝國，還是中世紀基督教文明，或者現代西方社會，幾乎所有的文化形態——文學、藝術、體育競技、戲劇、哲學乃至作爲一門純粹思辨藝術的科學——都是在希臘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希臘這些不同的文化形態之間，本身也存在着環環相扣的邏輯聯繫，按照文化演進的歷史依次產生。在這裏，我們就可以把握到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原則。
從青少年時代開始，我就對古希臘文明懷有一種近乎宗教虔誠的熱愛。近20年來，我不僅閱讀了關於希臘文化的大量文獻，而且也曾十多次在希臘的大地上行走考察。這種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研究方式使我對希臘更是產生了一種恍若家園的感覺。在古希臘文明的歷史遺址上，在珍藏着大量珍貴文物的博物館裏，以及在與希臘當地文化研究者進行交流的過程中，我經常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古希臘人的脈搏跳動，身入其境地體察到那些希臘先賢的音容笑貌。
我本來是做希臘哲學研究的，後來再去讀荷馬史詩和其他敘事詩以及稍後的抒情詩，再去實地考察大量的雕塑藝術、陶瓶彩繪、神廟建築，同時深入研讀希臘的悲劇作品和喜劇作品，在知行互濟和古今交融的情景下，再去細緻探究古希臘文明的發展歷程，自然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各種文化形態嬗變演進的邏輯線索。
首先，需要反覆強調的是，古希臘人是在濃郁的奧林匹斯宗教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奧林匹斯多神教構成了從希臘城邦時代到希臘化時代乃至羅馬時代文化生活的共同背景。希臘的史詩或敘事詩、奧林匹亞競技會、抒情詩、各種造型藝術、悲劇和喜劇，都是在奧林匹斯宗教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它們之間有着明顯的歷史關係和邏輯關係。
荷馬史詩就相當於我們在幼兒園和小學的教育，是一種童年的教養，就像小時候我們是聽着故事或者通過看圖識字開始最初的感性教育的。在希臘城邦時代來臨之前和之初，荷馬以及其他一些不知名的遊吟詩人彈着三絃琴，講述着關於奧林匹斯諸神和英雄的傳說故事，城邦時代的希臘人最初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開始他們的文化啓蒙的。
到了希臘城邦時代，出現了具有舉足輕重意義的奧林匹亞競技會。奧林匹亞競技會是希臘城邦時代最重要的盛會，它本身也是一個宗教節慶活動，在城邦人民尤其是精英階層中享有盛譽。奧林匹亞競技會每四年舉行一次，它的產生和盛行在某種意義上就意味着希臘人的一種青春自覺。
在奧林匹亞競技會以及其他各種規模的競技會上，人們極力模仿神和英雄，努力表現自己的身軀有多偉岸和矯健，自己的戰爭能力有多高超。跑步、跳遠、投擲、摔跤等競技項目原本都是用於戰爭的技能，希臘人卻以一種和平的方式在競技場上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這就發展出一種文化形式，即體育競技。在競技場上，來自希臘各城邦的青年才俊極力展示自己的身體魅力，充分表現了一種青春力量的自覺。在青少年發育時期，我們也曾感受過這樣一種青春的覺醒，感覺到身體中有一種力量在膨脹，這種肉體的膨脹使我們對自身充滿了自信，這種身體的覺醒是比精神的覺醒來得更早的一種覺悟。因此，奧林匹亞競技會代表着希臘文明已經從童年時代進入青年時代，這是一種青春的教養。
這種身體的自覺不僅表現爲青春迸發的奧林匹亞競技會，充分展現肉體的魅力，而且以一種凝固的方式表現爲美輪美奐的人體造型藝術，將富有力量之美的人體凝固在空間中，於是極大地推動了雕塑和繪畫的發展，也導致了建築風格的更新。在希臘城邦時代，雕塑、繪畫和建築是三位一體的，三者之間相互融通，相得益彰。
同樣，奧林匹亞競技會也激發了一種讚美、謳歌青春力量和生命激情的藝術形式，這就是抒情詩等詩、歌、樂、舞，這是一種流動於時間中的藝術。與雕塑、繪畫、建築的三位一體一樣，詩、歌、樂、舞是四位一體的。人體造型是凝固於空間中的藝術，而詩、歌、樂、舞則是流動於時間中的藝術，這些極大地受到奧林匹亞競技會及城邦時代其他體育競技活動影響的詩情畫意的藝術形式，同樣表現了希臘人的一種青春自覺，這就是希臘民族青少年時代的文化教養。
再往後就出現了戲劇，尤其是悲劇。悲劇是一種更高的文化形態，也是希臘各城邦人民最重要的一種文化教養。誠如我們從小是在教室裏學習各種科學知識長大的一樣，希臘城邦鼎盛時期的人們都是在劇場裏、看着悲劇長大的。劇場是人們接受文化教育最重要的場所，古希臘人沒有教室和各種系統教育，劇場就是他們的課堂，而悲劇就是他們獲取文化知識和人生啓迪的重要形式。希臘城邦鼎盛時期的希臘人甚至以是否會欣賞悲劇作爲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水嶺，在他們看來，波斯人、巴比倫人、埃及人儘管國力強盛、經濟發達、歷史悠久，但他們不會欣賞悲劇，因此終究還是野蠻人；只有希臘人才是懂得欣賞悲劇的文明人。這樣一來，悲劇就和奧林匹亞競技會一樣成爲城邦時代影響力最大的文化形態之一。
在希臘城邦時代，奧林匹亞競技會是一種陽春白雪的活動，參加競技者通常都是城邦精英，普羅大衆很難參與。相比之下，戲劇表演卻是雅俗共賞的，整個城邦的人民都可以濟濟一堂，到規模宏大的露天劇場觀看戲劇演出。而且看戲不僅要用眼睛看、耳朵聽，還要用頭腦去思考，1000個觀衆就會有1000個哈姆雷特。大家都坐在劇場裏，有的人是看熱鬧，看演員戴着各種角色的面具在戲臺上手舞足蹈、慷慨陳詞；有的人卻從演員表演和劇情演繹的背後反思到了深刻的人生哲理。當少數心有靈犀的觀衆超越了眼睛和耳朵的感性境界，從劇情背後領略到了弦外之音，再循着這弦外之音去思考更高深的東西，於是就從在場的東西走向了背後的東西，從形而下之物昇華到形而上的領域，用思想直接去把握人生的本質，這就引發了一種最高的教養，即對智慧的熱愛，哲學（愛智之學）也就呼之欲出了。
當然，對於絕大多數城邦百姓來說，觀賞戲劇更多隻是一種寓教於樂的消遣，他們沉溺在表演的故事情節中，興趣也逐漸由深刻的悲劇轉向了諧謔的喜劇，由此就導致了喜劇與哲學的分道揚鑣。
隨着希臘城邦由盛轉衰，城邦民衆也逐漸對崇高典雅的命運主題和英雄悲情的宏大敘事不再感興趣，大家低吟淺唱，醉生夢死，快快樂樂地過日子，喜劇因此大行其道，悲劇則日漸式微。相比起深刻凝重的悲劇，喜劇更使人輕鬆，大家看完後哈哈一笑，不用去反思沉重的命運。可以說，喜劇迎合了芸芸衆生隨波逐流的生存需求，因此在城邦時代晚期和希臘化時期大行其道。與此同時，一些不安現狀、富有批判精神的“愛智者”（哲學家）卻順着悲劇揭示的深刻命運轉向了更高的智慧，於是就導致了希臘哲學的扶搖直上。
正如前述黑格爾的名言：“密涅瓦的貓頭鷹只有在黃昏時分才起飛。”哲學總是在一個時代行將終結時才高高地翱翔起來。然而，黃昏呼喚着黑夜，當哲學開始振翅高飛時，希臘城邦文明也將鳴鑼下場。經過希臘化時代的短暫過渡，功利剽悍的羅馬人終於將整個希臘世界盡收囊中，奧林匹斯多神教也通過希臘哲學這一否定性中介而轉化爲一神崇拜的基督教。
希臘悲劇是希臘文明教養的一個重要平臺，經歷了以奧林匹亞競技會爲象徵的青春自覺之後，悲劇意味着希臘人從肉體的覺醒走向了精神的覺醒，城邦文明也由此進入成年時代。在劇場中，人們一邊觀賞悲劇表演，一邊反思命運啓迪，從感性走向理性，逐漸陶冶了一種批判精神。當然，並非所有坐在劇場裏看戲的人都是如此，不同的觀衆會看到不同的哈姆雷特。有人在劇場中反思，更多的人則在劇場中沉淪——沉淪者轉向了追歡逐樂的喜劇，反思者則走上了探索智慧的哲學。就此而言，喜劇和哲學都代表了一種黃昏時代的文化現象或暮年情懷，儘管一個表達了躺平的意願，一個抒發了超越的理想。哲學作爲整個希臘文化教養最後的階段，既是對智慧的熱愛，也是對現實的超越，它爲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主動放棄了當下的生活。
在這方面，蘇格拉底就是一個最好的典範，他在被雅典法庭判處死刑時曾明確宣稱：“人應該追求好的生活更甚於生活本身。”當城邦晚期的大衆都順着文化的慣性而得過且過時，哲學家卻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探求那些深邃晦澀、虛無縹緲的東西。希臘哲學家津津樂道的“真理”與普羅大衆的“意見”格格不入，他們因此而成爲離經叛道的洪水猛獸，許多哲學家都遭受了不幸的命運（從畢達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一直到阿那克薩戈拉、蘇格拉底、柏拉圖）。受奧林匹斯多神教的影響，希臘人都是珍視肉體和熱愛現實生活的，他們無法理解沒有肉體的靈魂和超越現實的理想。但是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哲學家卻指示了另一種生存狀態，宣稱靈魂可以超越肉體，試圖用理想（“好的生活”）來超越現實（“生活本身”），這就必然觸犯大衆的常識，成爲時代的犧牲品。用西方現代詩人里爾克的話來說，他們都是一些“戰敗者”，一些“來得太早太早的人”。但是他們的哲學理論卻呼喚了後來的基督教理想，成爲下一個歷史時代的精神先驅。
綜觀希臘城邦時代各種文化形態的發展歷程，荷馬史詩和各種敘事詩相當於童年的教養，奧林匹亞競技會及其引發的各種造型藝術和詩、歌、樂、舞表現了一種青春的自覺和身體的自信，希臘悲劇表現了一種成年的反思和精神的覺醒，到此，希臘城邦文明就達到了成熟的文化盛期。再往後，就是喜劇與哲學的分道揚鑣，二者同樣代表了一種暮年的寄託，只是在價值取向上各走一途。
可見，希臘各種文化形態依次發生和發展的歷程，展現出一條清晰的邏輯演進脈絡，充分體現了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原則。這就如同我們從小到大所接受的教養一樣：我們最初在童年時代接受感性的教育，在聽故事的過程中開始認識世界；而後進入青少年階段，經歷了身體的發育和青春的覺醒，在肉體上長大成人；再往後進入成年時期，通過獲取各種知識而思考世界、反思人生，在精神上成長爲一個自由的個體；到了人生的晚年，我們或者在生活中走向了消沉和躺平，或者在磨難中徹悟到宇宙和人生的真諦，把來生寄託於一個超越的理想。
你們都還很年輕，朝氣蓬勃，如同奧林匹亞競技場上的運動員，奮勇爭先；而我卻已進入暮年，深切體驗到舒適的平庸與不息的追求之間的巨大張力。年輕的生命是旺盛強大的，是不會相信死亡的，對於來世也無暇關注。但是隨着時光的流逝，生命漸入遲暮之年，就會越來越多地思考另一種生存狀態的可能性。因此，當希臘城邦進入它的薄暮時分，人們普遍在一種惘然若失的無聊狀態下等待一個巨大命運的降臨時，哲學就開始奮力地掙脫平庸，試圖給百無聊賴的大衆指點一個新的希望。在希臘，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就扮演了這樣一個重要的文化角色，他們以一種自我否定的方式開啓了從古典文明向基督教文明的歷史轉化。
《西方哲學與文化》
趙林 著
上海三聯書店
202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