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共識正在形成：應對人口老齡化，不僅要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要讓他們積累的經驗和能力轉化爲實實在在的經濟價值，爲發展注入新動力
2025年夏天，54歲的潘玉麗從一家國企的財務崗位退休。僅僅休息了一個多月後，她便通過招聘網站找到了新工作，成爲一家科技公司的審計顧問。
潘玉麗表示，她在簡歷中特意標出“已退休”，仍吸引了數家公司的關注。最終，潘玉麗做出了目前的選擇——新公司離家不到5公里，籤勞務合同，月薪資過萬元。
潘玉麗“退而不休”的經歷並非個例。隨着老年人口規模逐漸擴大，“銀髮就業”的現象在當下越來越普遍。
在這一趨勢背後，一場從中央到地方、旨在系統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的政策行動，正在2026年春季陸續展開。
2026年3月，上海、內蒙古、天津等地均出臺了支持老年人社會參與、實現“老有所爲”的政策文件。
其中，上海28個部門聯合印發的支持老年人再就業的實施方案最爲系統；內蒙古明確結合銀髮經濟、數字經濟培育老年就業新增長點，並放寬鄉村公益性崗位年齡限制；天津則要求開發適合老年人的多樣化崗位，在公共就業服務平臺設立老年人專區，並保障超齡勞動者的基本權益。
此外，重慶和安徽省黃山市等地也在2026年相繼發佈了支持老年人再就業的相關政策。
這些幾乎同步推進的地方舉措，標誌着“銀髮就業”已從一個社會話題，演變爲一項具體的公共政策行動。
這場政策競速的背後，是中國人口結構的深刻變遷。國家統計局此前發佈的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末，全國60歲及以上人口已超3億，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
“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大力發展銀髮經濟；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具體提出“積極開發老年人力資源”。一個共識正在形成：應對人口老齡化，不僅要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要讓他們積累的經驗和能力轉化爲實實在在的經濟價值，爲發展注入新動力。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姜全保分析認爲，近期多地密集出臺的支持老年人再就業的政策方案，其深層意義在於推動一場根本性的觀念變革。這些政策的核心，是致力於將老年羣體從傳統認知中需要被贍養、被照顧的對象，重新定義爲可供社會持續開發的“資源”與“力量”。
姜全保認爲，各地政策的探索，特別是通過跨部門協同來構建系統性支持體系的努力，正是爲了將這種新觀念轉化爲切實可行的社會治理與發展實踐。
多地發文支持老年人再就業
2026年以來，多地相繼出臺專項政策，系統支持老年人再就業，形成了從中央頂層設計到地方差異化探索的政策脈絡。
2025年4月，民政部、中央組織部、國家發改委、教育部等19個部門聯合印發了《關於支持老年人社會參與推動實現老有所爲的指導意見》。這份被業界視爲“頂層設計”的文件，明確要求“創造適合老年人的多樣化、個性化就業崗位”，並着重強調需依法保障超齡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工傷保障等基本權益，爲後續地方實踐設定了框架。
在此指導下，2026年，各地結合自身實際，推出了各具特色、操作性強的實施方案。
2026年1月，重慶率先行動，由市民政局等19個部門聯合印發《重慶市進一步支持老年人社會參與推動實現老有所爲若干措施》，提出了五個方面、35條具體舉措，系統構建支持體系。其核心突破在於，將老年人正式納入公共就業服務體系，明確要求建立老年人才信息庫、開發“適老化”崗位，並探索超齡人員參加工傷保險，開闢維權“綠色通道”。
緊隨其後，上海於2026年3月出臺了由28個部門聯合印發的《關於構建老年人社會參與支持體系推動實現老有所爲的實施方案》，其跨部門協同力度罕見。該方案不僅要求公共就業服務平臺設立老年人服務專區，支持返聘退休專業技術人員，還創新性地鼓勵將老年人力資源開發與銀髮產業發展直接結合。
上海市政府參事、華東師範大學老齡研究院執行院長吳瑞君表示，與其他地區相比，上海老齡化程度較高，但60歲-70歲年齡段的老年羣體平均受教育程度也比較高，健康狀況良好，具有較強的社會參與意願和持續工作能力。此次出臺的實施方案，旨在把上海成熟可行的經驗做法加以固化推廣，並通過系統性、制度化設計，完善老年人就業相關勞動保障法律法規。
同樣在2026年3月，內蒙古自治區發佈的《支持老年人社會參與推動實現老有所爲的工作措施》則展現了結合本地實際的思路，重點爲老年人蔘與鄉村振興等基層工作打開通道。其中明確，要結合銀髮經濟、數字經濟發展培育新就業增長點，並允許對能勝任崗位的60週歲以上老年人，經審批將鄉村公益性崗位年齡放寬至70週歲。
內蒙古自治區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李瑩在接受央廣網採訪時表示，內蒙古出臺的老有所爲支持政策，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制度創新，真正做到了從老年人需求出發、從社會發展需要發力。政策通過搭建志願服務、就業支持、基層參與等多元平臺，讓有意願、有能力的老年人能夠充分發揮經驗優勢和專業優勢，把“銀髮資源”轉化爲實實在在的“發展資源”。
天津與安徽黃山也在同期跟進。天津市於2026年初印發的《關於支持老年人社會參與推動實現老有所爲的實施意見》強調，要結合銀髮經濟、數字經濟等發展，大力開發適合老年人的諮詢、顧問、基層治理等多樣化崗位，並探索在公共就業服務平臺設立老年人專區。黃山市於2026年3月轉發了省級分工方案，其特色在於立足本地生態文化優勢，提出做優“銀髮生徽”等老年志願服務品牌，探索“文化養老”“研學康養”等新模式。
縱觀各地的實踐，一條清晰的演進路徑已然顯現：政策重心正從初期的“倡導鼓勵”，轉向涵蓋“崗位開發、技能培訓、權益保障、爭議調解”的全鏈條支持體系構建。
如何保障“銀髮打工族”的權益？
在各地支持老年人再就業的政策中，將超齡就業人員納入工傷保險覆蓋範圍，無疑是關注度最高的一項突破。
老年人選擇再就業，往往面臨權益保障的“模糊地帶”。由於超過法定退休年齡，他們通常難以與用人單位確立標準勞動關係。這意味着，一旦在工作中發生意外傷害，很難被認定爲工傷，索賠過程漫長且結果不確定。同時，他們在遭遇欠薪或招聘陷阱時，也常因法律身份不明確而維權困難。
國家層面早有破冰之舉。2025年7月，人社部發布《超齡勞動者基本權益保障暫行規定（公開徵求意見稿）》，首次在國家層面爲超齡勞動者擬定專門的權益保障框架。該規定明確，用人單位應當按照國家規定，爲超齡勞動者參加工傷保險並繳納工傷保險費。
地方層面的探索則更進一步。上海明確要求，用人單位在吸納老年人就業的同時，必須依法保障其獲得合理報酬、必要休息及安全衛生工作環境的權利，並將探索把老年就業人員納入工傷保險制度作爲關鍵舉措，以彌補該羣體長期面臨的職業傷害保障空白。
重慶同樣將探索超齡人員工傷保險政策作爲促進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核心舉措之一，明確提出要推行超齡從業人員參加工傷保險，併爲其提供法律諮詢和勞動爭議調解的綠色通道。
除了上述主渠道，一條“補充”的保障線也在加速鋪設。一種名爲“補充工傷保險”的制度創新目前正在多地加速試點。補充工傷保險由基本補充工傷保險和職業傷害保險組成，是由政府引導、用人單位自願參保、商業保險機構承辦的政策性保險，是現有工傷保險制度的一種拓展和補充。
2026年3月，河南省在鄭州、洛陽、南陽三市試點的基礎上，決定在全省開展補充工傷保險試點工作，明確將超法定退休年齡，且不超過70週歲的從業人員等七大羣體納入職業傷害保障範圍。
石家莊市作爲河北省首個試點城市，其《補充工傷保險辦法（試行）》已於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截至3月下旬，已有7家企業順利投保，參保職工300餘人，另有30餘家企業表達了參保意向。
作爲國家工傷保險制度的補充，補充工傷保險旨在解決用人單位，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工傷“賠不起”、靈活就業人員和超齡人員工傷“保不上”的難題。
然而也需要看到，從政策到普遍落地，仍有一些現實困難需要突破。在2026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臺律師事務所主任皮劍龍圍繞“超齡勞動者權益保障”這一議題提交了專門建議。
皮劍龍表示，核心癥結在於法律內部標準不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以“享受養老保險待遇”爲合同終止條件，而《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則以“達到退休年齡”爲準。這導致許多超齡勞動者難以被認定勞動關係，維權無門。他還提醒，實踐中部分企業用商業意外險替代工傷保險，但後者在賠付範圍、額度上遠不能與工傷保險相比。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勞動人事爭議研究室主任黃昆此前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將超齡勞動者納入工傷保險適用範圍，將會保障他們在遭遇工傷後獲得賠償的權利。
除了工傷保險，多地政策正在編織一張更爲廣泛的“保障網”。
例如，上海和天津都提出要開闢老年人維權“綠色通道”，健全法律援助機制。山東則鼓勵加強“政銀保”合作，支持開發針對老年就業羣體的商業保險和信貸產品。這些舉措共同指向一個目標：構建一個覆蓋職業傷害、法律糾紛到金融支持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
“搶飯碗”還是“補空缺”？
支持老年人再就業的導向之下，也引發了社會討論：在青年就業壓力仍存的背景下，鼓勵老年人再就業，是否會搶走年輕人的“飯碗”？
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院長彭希哲的觀點極爲鮮明。他多次指出，老年人與青年人的就業市場，總體上是一種“補位”而非“搶位”的關係。在近期接受媒體採訪時，他進一步闡明：老年人與青年人的就業市場存在顯著差異，本質上分屬不同賽道。年輕人就業多集中於金融、科技、新媒體等新興行業；而老年人再就業則更多面向傳統制造業、服務業及保安、行政輔助等崗位。因此，兩者呈互補關係，僅在少數領域存在交叉。
對此，吳瑞君進一步闡釋了這種互補關係。她認爲，隨着社會發展，許多崗位已從體力主導轉向經驗與技能驅動，例如教師、醫生等職業，尤其看重專業積澱與實踐閱歷。在人工智能時代，青年人和老年人更可以實現優勢互補——將老年人的豐富閱歷、專業經驗與青年人的創新激情、數字能力有機結合，從而塑造代際協同、積極向上的社會氛圍。
相較於青年人，老年人積累了數十年的工作經驗與廣泛的人脈關係，這無疑是其顯著優勢。在多地支持老年人再就業的政策中，普遍強調要創造適合老年人的多樣化崗位，實現“老有所爲”。例如，上海在方案中明確提出“聘請老年人擔任銀齡項目測評員，支持返聘退休專業技術人員，鼓勵退休教師、醫生和科技工作者繼續發揮作用等”。
長期關注老年人就業問題的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院長馮帥章指出，現實中普遍存在的年齡限制，特別是針對大齡體力勞動者的“一刀切”現象，實際上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浪費。他認爲，必須通過立法與社會制度建設來保障中老年勞動者的權益，提升其勞動參與率。
馮帥章基於此前的調研指出，中國的年齡友好型崗位數量並未增長，甚至有減少趨勢，這與老齡化加劇、勞動力短缺的趨勢形成反差。他強調，老年人擁有經驗、人脈、情商與非認知能力等多重優勢，鼓勵企業提供更多老年友好型崗位，纔是解決問題的長遠之道。
全國政協委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副院長孫潔則強調，需要通過制度創新來發揮老年人的社會價值。她以教育部推出的“銀齡教師”政策爲例指出，許多退休教師前往西部邊遠地區繼續教學，取得了顯著成效。“‘銀齡教師’對各行業都產生了帶動和借鑑作用。”
孫潔認爲，在制度設計上，應鼓勵有專業技能的退休人員（如通過返聘）回到崗位發揮餘熱。她表示，當前國家高度重視老年人再就業，關鍵在於增強各行業政策的包容性，讓這個羣體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釋放經驗與特長。這不僅能實現老年人力資源價值，也對培養年輕人有所裨益。
多位專家認爲，鼓勵“老有所爲”絕非忽視青年就業。解決就業問題的核心，在於創造更多高質量的崗位，並讓不同年齡段的勞動者各盡其才、優勢互補。
“解決青年就業，與鼓勵老年人更多地參與社會經濟活動，二者並不矛盾，也不是對立的。”彭希哲強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