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經濟循環比作一條河流，財政資金、企業投資和金融信貸構成的上游水源，最終匯入居民收入與消費。從投資驅動走向消費驅動，是未來十年中國經濟最深刻的一場轉型
文｜《財經》記者 鄒碧穎
編輯｜王延春
李雪在北京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月薪兩三萬元，生活理應過得不錯。
過去，她在朋友眼中花錢大手大腳，經常出國旅行，買了不少奢侈品包。喜歡的明星開演唱會，快2000元的內場門票，毫不猶豫就拿下。這幾年不一樣。爲了備婚，兩年前，李雪舉全家之力在天津購入一套房產，而今每月天津房貸、添置傢俱，加上北京租房的費用，幾乎讓她喘不過氣來。購房以來，那套房子市價跌了幾十萬元，李雪有些無奈。
AI加速各個行業洗牌，她的文案崗位顯得愈發邊緣。35歲門檻迫近，李雪擔憂裁員的指令隨時可能落到自己頭上。前些年透支消費，她還有5萬元信用卡欠款沒有結清，李雪不得不大幅降低了自己的消費開支。“總覺得未來不太確定。”李雪的選擇並不罕見，過去兩年，對許多人來說，存錢變得更爲急迫起來。
中國居民儲蓄規模持續上升。儘管中長期定存利率已普遍降至1%以下，但據中金公司測算，2026年居民定期存款到期規模約75萬億元，其中1年期及以上存款到期約67萬億元，同比增幅高達17%。一種看似矛盾的局面正在出現：宏觀經濟還在增長，但普通人的收入體感和消費意願似乎並沒有同步增強。而過去幾年，全國兩會幾乎不可避免提到同一組關鍵詞——擴內需、提振消費。
202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提出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安排2500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支持消費品以舊換新，並設立1000億元財政金融協同促內需專項資金，消費被寄望爲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引擎”。但同時，近年來，居民存款規模持續上升，家庭部門的儲蓄傾向依然明顯。根據中國人民銀行1月數據，2025年中國人民幣存款增加26.41萬億元。其中，住戶存款增加14.64萬億元。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鋒向《財經》表示，當前消費疲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因很清楚，和經濟面臨一定的下行壓力、和房地產持續低迷緊密相關。從經濟學看，居民消費主要由兩個因素主導。一是財富效應：房地產佔中國家庭60%-70%以上財富，遠高於其在美國家庭中的佔比（30%-40%），對消費的更大拖累也不可避免。二是收入效應。這需要政府提振就業，提升勞動者收入和醫療、社會保障，建立有效的經濟週期“財政平衡器”，避免收入負作用。
如果將經濟循環比作一條河流，財政資金、企業投資和金融信貸構成上游的水源，理論上，水最終匯入居民收入和消費。但現實運行中，這條河似乎在某些地方出現了“卡點”：資金在流動，但沒有順暢地進入居民消費。錢並沒有消失。問題是，它在哪裏停住了？
預期卡點：“人一旦擁有就怕失去”
許冬是一位“90後”，合着丈夫的收入，夫妻年薪到手50萬元，在江西南昌不算低。
兩人公積金每月1.1萬元，扣除3600元房貸，每月能剩下不少錢。前段時間，許冬算了筆賬，2025年房貸花了4萬多元，買衣服花了8000元；女兒四歲多，還不怎麼報興趣班，一年大概花4萬元。水電燃氣費、加上保險、喫飯、過節送禮等開銷，全年一家花了33萬元。最貴一筆消費是旅遊，每年三四次長途遊，週末兩天短途遊，總共花費2萬元。
許冬和丈夫在公司解決一日三餐，日常支出非常少，花費幾乎都是剛需。但許冬覺得，“焦慮越來越嚴重，可能人一旦擁有就怕失去。現在對比剛畢業時，這份收入對我來說並沒有那麼開心。”這或許是許多中產家庭的縮影——願意消費，但非常理性。中產家庭“非必要不花錢”背後，更深層的原因是——人們對未來收入和就業穩定性的預期正在發生變化。
經濟學理論中，消費不僅由當前收入決定，還受對未來收入預期的影響。當就業穩定性下降、收入波動加大時，家庭往往會提高儲蓄比例，以應對潛在風險。而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速換擋放緩、企業營收壓力增大，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3年、2024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分別較往年下降2.3%、3.3%，直到2025年才轉正增長0.6%。
面對經營壓力，不少企業將“降本增效”納入決策考量，有時直接體現爲削減員工規模。2023年以來，多家互聯網企業進行組織調整或業務收縮。根據阿里巴巴年報，截至2022年及2024年3月31日，阿里巴巴的全職員工分別爲25萬多人和20萬多人，減少了5萬人。其他一些互聯網公司也在控制人員規模增長，並通過內部轉崗和效率提升降低成本。
同時，伴隨平臺經濟發展，靈活就業迅速增長。根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數據，中國靈活就業人口已超2億。其中有：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電商主播、平臺接單設計師、自媒體創作者。過去，中國居民收入增長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穩定的勞動合同和持續的工資增長之上。到了平臺經濟時代，收入不再是固定工資，而是取決於訂單數量、平臺規則甚至算法分配。
這種變化，使得許多家庭在消費決策上更加謹慎。研究警告，可能出現企業裁員、靈活就業增多、收入預期不穩、保守消費、企業營收下降、進一步裁員的循環。當大量勞動力從高薪穩定崗位流向低薪靈活崗位，社會平均消費能力會被稀釋，導致總需求不足。
自動化、人工智能和數字經濟的擴張，也在改變收入與就業。製造業尤其明顯。在珠三角和長三角，“機器換人”已經成爲提升效率的重要方式。一家常德的紡織機械公司介紹，他們的設備可以讓每個車間流水線上的工人從原來的18人減少到2人。另據IFR（國際機器人聯合會）發佈的《World Robotics》報告，2022年，全球每新增兩臺工業機器人，就有一臺在中國安裝。
工廠不再需要那麼多人和簡單勞動，黑燈工廠和機器換人有相應的代價。AI正在加速這一趨勢。生成式AI的應用正在進入客服、文案寫作、數據分析等多個領域。許多企業開始利用AI工具替代部分基礎崗位。最典型的，將AI用於在線客服系統，大幅減少人工客服需求；電商使用AI生成基礎商品描述和營銷文案；前不久，短劇演員也可以被AI替代了。
但就業是收入和消費的前提。2月23日，美國研究機構Citrini Research發佈的《2028全球智能危機》報告警告：AI的大規模應用將導致大量白領失業，消費力急劇下降，從而引發企業利潤下滑；企業繼而採用更多AI降成本，這會改變宏觀經濟運行邏輯，經濟會出現“生產增加但消費減少”的風險。報告的作者之一Alap Shah（阿拉普·沙阿）呼籲，對AI科技大公司，以及大公司利用AI獲得的超額利潤徵稅，以維持社會消費和經濟運轉。
2025年8月26日，浙江省嘉興市，南湖區工會志願者在工會驛站爲休息的外賣騎手送上綠豆湯等清涼飲品。圖/新華
今年全國兩會上，AI對就業的重塑吸引了大量注意力。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院長潘教峯指出，未來計算機程序員、會計、法律助理、文字編輯等職業，面臨較高替代風險。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創始院長連玉明建議，構建人工智能就業衝擊監測預警機制，探索建立與人工智能技術進步適配的職業轉型支持體系。
“當前人工智能迅猛發展，對就業帶來深刻影響，大家都很關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王曉萍表示，正研究人工智能進步與民生改善相協調的包容性發展政策。此外，今年高校畢業生預計1270萬人，將深挖各渠道就業潛力，幫助青年人在各行各業施展才幹。
分配卡點：如何解開居民消費率低的癥結？
現實經濟運行中，居民如何衡量自己的遠期收入、是否願意把收入轉化爲消費，影響着消費的增長空間。同時，消費增長往往還取決於另一條傳導鏈條：企業利潤能否轉化爲居民收入？收入在政府、企業、居民三個部門中的分配比例，也決定了社會消費的增長空間。
消費增長的第二個關鍵“卡點”，恰恰出現在這條鏈條之中。中國的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多家研究機構統計，中國居民消費支出佔GDP（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長期維持在40%左右，低於經合組織國家平均約54%的水平，更低於發達國家60%-70%的水平。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認爲，中國形成了“窮居民、富企業、強政府”的收入分配格局。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門佔比明顯較低：居民部門佔比爲60.6%，較世界平均水平低5.5個百分點；企業部門佔比爲24.7%，較世界平均水平高5.6個百分點；政府部門佔比爲14.7%，較世界平均水平高0.1個百分點。這意味着，企業利潤增加，並不一定轉化爲居民收入增長。
在製造業和平臺經濟快速擴張的階段，大量資本回報被用於再投資或儲蓄，而沒有轉化爲工資或居民收入，相當一部分收入並沒有最終流向居民消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蔡昉指出，中國經濟當前一個關鍵任務，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國際經驗表明，當勞動報酬和居民收入佔比提高時，消費往往會隨之增長，不必過度依賴短期刺激政策。
收入分配改革迫在眉睫。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重申，要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在促進低收入羣體增收、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等方面推出一批務實舉措。經濟學家呼籲，國有企業必須加強利潤的國民分享，防止超額利潤直接轉化爲投資。
在一些專家看來，中國消費市場的潛力仍然巨大，需要一系列結構性改革，才能真正釋放出來。
政府工作報告在介紹2026年政府工作任務時提出，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月最低標準再提高20元。圖/IC
今年全國兩會，房地產仍然是焦點。全國政協委員、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分析，房地產佔據居民資產大頭，房價下降、資產縮水後，影響居民的消費信心。穩房地產的實質是穩消費信心。他建議，挖掘政策空間，集中出臺一批強有力政策，統籌金融、稅收、住建等部門同時發力，進一步下調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對住房交易環節稅費給予階段性減免。
養老、醫療、生育和教育支出等社保體系的完善，備受關注。全國人大代表、社科院教授張翼認爲，目前每月300元的普惠育兒補貼對低收入家庭是“杯水車薪”，對高收入家庭則缺乏激勵。他建議，增加一項補充育兒補貼機制，重點向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傾斜。假設養育二孩、三孩，每月最高可獲得3800元補貼，幾乎能抵得上一位農民工的月收入。
農民養老金也牽動人心。目前，農民基礎養老金每月大致200元出頭。大多數農村老人一畝地一年的純收益不過幾百元。全國人大代表、山西迎波米槐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雷茂端建議，用三年時間，分步將70週歲以上農民的農民基礎養老金提高至每月500元。這一羣體約5400萬人，年新增財政支出約2313億元，僅佔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0.83%。
不少專家指出，提升農民養老金，有利於緩解進城務工的子女的老人扶養壓力，促進農民工羣體消費潛力的釋放。如果農業轉移人口缺乏穩定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其消費能力和消費意願都會受到限制。而中國消費潛力的重要來源之一，正是不斷擴大的城市化人口。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恆分析，中國財產稅體系尚不健全，遺產稅與贈與稅未納入正式議程，制約了政府收入調節功能的發揮。建議以國有企業爲重點，加大國資收益上繳財政的力度，專項用於提高城鄉居民養老金待遇至農村低保水平（約600元/月）；此外，鼓勵上市公司增加分紅、實施股權激勵，穩步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若上市公司分紅率提升至40%，以2022年數據測算，居民收入佔比可提升1.8個百分點，達到64%左右。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劉俏則建議，優化GDP覈算方法，增加居民收入與居民消費率指標。未來可在地方政府層面，將GDP覈算從生產法改爲收入法，以勞動者報酬、企業盈利爲核心覈算指標並公開數據，引導地方政府更關注居民收入與企業效益。
財政卡點：強投資，資金如何真正流向居民？
事實上，中國政策層面也正在朝這個方向調整。在“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的討論中，擴大內需和提高居民消費佔比被視爲重要目標之一。但許多經濟學家判斷，轉型不會一蹴而就。這牽涉着過去幾十年形成的投資驅動經濟模式調整，涉及財政體系及產業結構的深層調整。
提振內需仍是2026年的工作重點，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鋒向《財經》表示，近年來，國際地緣政治環境變化較快，對全球和中國經濟產生了較大外部壓力。中國出口競爭力強、韌性高，但也面臨高不確定性和一些地區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因此，長遠務實考慮，應側重關注國際貿易平衡和內需增長。而建設強大國內市場，消費和有效投資是核心。
近年來，中國財政支出規模持續擴大。根據財政部數據，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首次邁上了30萬億元的新臺階。這其中，安排2500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支持消費品以舊換新，並設立1000億元財政金融協同促內需專項資金，促消費直接資金在3500億元規模。
但2500億元消費品以舊換新資金，規模較2025年縮減了500億元。朱鋒認爲，“以舊換新”消費政策力度和效應較上年有所下降，且政策缺乏多樣性，推動消費存在難度，通脹仍面臨一定下行壓力。摩根大通維持對今年經濟增長率（4.7%）和通脹（0.7%）的預測。當前內需疲弱，2%的通脹目標實現面臨一定的挑戰，需要政府加大政策力度推進消費。
摩根士丹利向《財經》提供的報告亦指出，儘管今年財政預算內支出增量中超過50%用於社會保障和消費相關領域，但廣義財政赤字的主要投向仍然是資本性投資，重點包括科技創新、城市更新和綠色轉型等領域。消費支持力度仍有限，經濟再平衡仍採取漸進式路徑。
重大項目投資，依然佔據財政支出大頭。國家發展改革委在今年全國兩會宣佈，推進“十五五”規劃109項重大工程和項目，開展一批擴大有效投資行動。比如，水網、電網、算力網、新型通信網、城市地下管網、物流網的建設；再比如，綜合立體交通設施、消費、低空、“人工智能+”、教育醫療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今年初步估算投資將超7萬億元。
3500億元直接促消費，7萬億元投重大項目，對比下來，財政對消費的傾斜不算多。背後也牽涉一組爭論：部分經濟學家認爲，當前消費乘數效應是投資乘數效應的3倍以上，按照有關研究機構的測算，乘數在農村大於5，在城鎮大於3，1元促消費資金可以產生3元到5元錢的經濟循環。因此，財政應該直補消費，才能解決供給過剩問題，促進經濟循環。
另一部分經濟學家強調，就業纔是收入和消費長期穩定的來源。因此，需要通過有效投資，創造更多工作崗位，帶動居民增收、從而促進消費。這種通過政府投資基建項目來拉動經濟增長的做法，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中已經得到驗證，不可隨意偏廢。而且，大國競爭、科技博弈，要求政府在基礎研究和新興產業發展領域加大投入，這是投資未來。
眼下，從財政資金流向來看，中國財政支出中相當一部分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支持以及公共投資。這些支出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它們往往需要經過較長的經濟鏈條，資金進入獲得中標的企業——通常是大企業，才能最終轉化爲就業和居民收入。如果財政資金沒有通過以工代賑等方式有效進入居民部門，消費增長的動力就會受到限制。
當然，發錢、發消費券的持久性也存疑，家庭大宗消費有限。長期看，經濟增長依然依靠投資。劉元春提醒，消費是慢變量，不能太急。如果過度刺激，會導致消費替代。也並非說投資越多越好，而要把握動態平衡。當期的投資在未來會變成產能，未來的產能如果沒有很好地轉換成消費、沒有轉換成再下一期的投資，經濟就會出現蕭條。二者需要配合促進。
劉俏分析，要真正撬動內需、提振居民消費，關鍵在於打破“產品低價格—企業低利潤—勞動者低收入”的結構性循環。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是破題關鍵。要將“投資於物”與“投資於人”深度融合，推動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與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他建議，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爲，部分已推出的“投資於人”政策仍規模偏小，仍待繼續加碼強化。
此外，劉俏建議，以結構性貨幣政策加大對居民消費支持力度。當前商業銀行淨息差處於歷史低位，大規模降準降息空間有限。但如果對服務消費領域實施結構性降息，助力修復居民資產負債表；若存量住房貸款利率下降0.5個百分點，每年可減少居民利息支出1872億元，間接提升消費能力。中小微企業吸納了80%的就業且貼近消費終端，通過結構性政策降低其融資成本，既能穩定就業，又能間接修復居民資產負債表，助力經濟良性內循環。
一言以蔽之，消費不僅是一個需求問題，更是中國經濟結構的結果。當就業更穩定、收入分配更均衡、社會保障更完善，居民自然更願意消費；當財政資金更多流向居民部門，而不是停留在產業鏈上游，消費也會成爲經濟增長更持久的動力。眼下，中國消費不會迅速爆發，但這條從投資驅動走向消費驅動的道路，或許正是未來十年中國經濟最深刻的一場轉型。
（爲保護受訪者隱私，李雪、許冬爲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