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過去兩年AI（人工智能）是在重塑千行百業的應用層，那麼從2026年開始，它正在向產業的最底層通信網絡，發起一場根本性的重構。
供強需弱是中國經濟一個時期以來最突出的矛盾。政府工作報告連續兩年將“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擺在突出位置，今年更是強調“激發居民消費內生動力和促消費政策並舉，推動消費持續增長”。可以預期這些政策組合逐步發力會促進消費進一步回暖，但擴內需是一項系統工程，短期政策只有配合中長期深層次改革，方能打通“任督二脈”、標本兼治。
數據表明，中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多數年份低於60%；居民消費率40%左右，不僅遠低於高收入經濟體70%左右的水平，也低於56%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居民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偏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然偏低，且全國養老保障體系中收入較低、規模最大的部分，95%是農村居民，人均養老金僅約240元/月，顯然低收入羣體的養老金水平過低抑制了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費能力；財政支出更多是“託底性支出”，而非“增收性支出”，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傳導效應有限；預期悲觀扭緊了消費的“閥門”，對未來收入預期沒有信心，必然縮手縮腳。80後、90後經歷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薪資不斷上升、工作崗位充足的階段。年輕一族曾被稱爲“剁手族”“月光族”，是消費主力軍。中國經濟進入新舊動能轉換期，以及受“疫情”因素影響，一些企業收入和盈利下降，破產企業增加，甚至出現裁員，由此導致收入增長的現實約束，青年一代的消費觀變得謹慎。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擴大內需是戰略之舉，最終消費纔是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十五五”對充分有效釋放居民消費潛力做了宏觀擘畫；2026年開好頭、起好步，平衡短期刺激政策與長期結構性改革，意義既深且遠。
擴內需的當務之急是改善預期，提升居民收入佔比。以舊換新、消費補貼、消費券等短期刺激消費政策，可以改善預期，穩住消費基本盤。2025年消費品“以舊換新”帶動相關商品銷售約2.61萬億元，今年中央財政再安排超長期特別國債2500億元支持消費品以舊換新，調整優化補貼範圍和標準；新創設的1000億元財政金融協同促內需專項資金，通過貸款貼息等方式，降低消費信貸成本，放大政策效果；而各地政府也通過場景創新促進消費，將短期需求轉化爲長期習慣。
“城鄉居民增收計劃”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成爲今年全國兩會的焦點議題。在預期目標中提出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在促進低收入羣體增收、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等方面推出一批務實舉措，這些都會使居民更加敢消費、願消費。
其次，要加大供給側政策力度，擴大優質服務供給。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大在醫療、養老、生育養育等方面的保障力度，提高醫保補助標準，發展普惠托育服務；從“投物”更傾向於“投人”；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財政支出中教育、養老、醫療等比重，通過財政金融協同聯動，發揮乘數效應，補齊公共服務短板，解決居民後顧之憂，爲長期體制機制改革“以時間換空間”。
擴內需的根本之策是通過深化改革，打通經濟“任督二脈”。中國經濟由投資驅動轉爲消費驅動是一場深刻的“革命”，短期政策可以託底，快速打破內需不足的傳遞鏈條，減少對宏觀經濟的危害；而抓住內需不足背後的制度根源，通過改革消除體制性梗阻，提高經濟的韌性與活力，纔是長治久安的堅實支撐。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改革”和“創新”成爲高頻詞，共出現了75次。“持續深化重點領域改革，深入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彰顯了決策層以改革破題的決心、突破體制機制梗阻的改革魄力。通過改革舉措，進一步清理各類消費限制性措施，暢通消費循環。從增收減負到優化供給，從場景創新到制度改革，每一個突破口都關乎億萬民衆的獲得感。
通過收入分配改善預期，政策更聚焦於基礎服務型支出，滿足人民對優質教育、可靠醫療、舒適居住、更豐富文化生活的嚮往……這將重構消費與投資的邏輯，通過體制機制改革消弭堵點，必將爲中國經濟注入澎湃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