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我和德國朋友聊起「外語人格」，我切換說英語時，會變得更活潑、更能自然地表達情感，也更健康，彷彿擁有另外一個人格。
她有些不解。
我思索了一下，可能是因爲我的英語人格，真正建立起來是在我大學畢業後。那時，認識的外國朋友們總是會認真傾聽我，說錯詞了也不會刻意「糾正」我，而是盡力去「理解」我。我的腦海浮現起很多雙眼睛，一邊注視我，一邊溫柔地肯定我。
我想，正是我在學習這門語言的過程中，從未被打壓，也就不會關聯情感創傷。
前段時間爆火的劇「巔峯對決」裏有一段感人的細節，男主角 IIya 父親去世後，跑到一個隧道給 Shane 打電話，因爲英文不好，母語爲俄語的 IIya只能講簡單詞彙，這時 Shane 對他說，「要不把你心裏的想法都告訴我，但是用俄語說。」關於創傷和愛，永遠是母語更貼切。
我想起之前看到的一句捷克諺語——「Learn a new language and get a new soul」（學習一門新語言，獲得一個全新的靈魂）
新的一年你是不是也一想到進步，就想到「學英語」？
英國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研究顯示，學習一門外語，即便是在成年以後，也會對大腦產生積極影響。研究人員對262 名年齡在11 歲或70 歲以上的受試者進行了長期追蹤研究。結果發現，學習外語後，這些人在閱讀、口頭表達以及整體智力水平上都有顯着的改善與提高。[1]
但其實就算堅持不了幾天，不能十分流利，學外語對人的心理健康也有着非常多的好處。
01離開了母語，也就離開了創傷
因爲我是一個淚失禁體質，有些事一旦用母語說會很容易流眼淚，但用英語講時，我能更情緒穩定地表達自己。
我們每天都在使用語言，母語是如此「貼身」，總是和許多「情感記憶」緊密關聯在一起。母語，是我們最早感受到關懷的語言，也最早被「刺傷」。母語總是與我們經歷的那些創傷、痛苦和暴力編碼在一起。
比如，當我們聽到「我都是爲了你」就會感到被親情勒索，聽到「孝順」這個詞就感到一種秩序的壓迫。
語言學家 Aneta Pavlenko在研究中指出了這種「真實」與「受傷」的具身性。她指出，母語的習得伴隨着早期的感官體驗（體罰、擁抱、羞辱）。因此，母語詞彙不僅是符號，更是生理反應。這就是爲什麼雙語者自述用母語時更「真實」，因爲那種痛感是直接觸發神經系統的。[2]
《 愛情怎麼翻譯？》
華裔作家李翊雲拒絕用母語寫作。童年時她常被母親偷看日記，長大後的她不希望母親能用中文讀到她的寫作。
在紐約時報的訪問中，她中學時曾經有過一次公開的愛國演講比賽，她講得臺下許多人熱淚盈眶，但她自己卻一句話都不相信。「我知道中文很美，我喜歡中文詩詞，但每當我說中文時，我總會想起那天我的話把人感動得流淚的情景。」[3]
因爲外語是更「離身」的。它在大腦中更接近一種認知工具，這使得使用者擁有了一種「表演性身份」（Performative Identity），從而獲得一種心理上的主體控制權。
創傷與語言的研究中，一個有趣的發現是：我們用什麼語言講述痛苦，講述的方式和深度可能完全不同。
一項針對青少年難民的研究觀察了他們用母語和第二語言（移民後習得的語言）分別講述移民經歷時的差異。結果發現，當使用母語時，他們的敘述中會更多地涉及憤怒、不確定感、家庭關係等帶有強烈個人情感和歸屬感的話題；而當切換到第二語言時，敘述則更多地偏向積極情緒，以及因果關係、邏輯思考等更爲客觀、分析的維度。[4]
人們通常會將更強烈的情感與他們的母語聯繫起來，而將較少的情感與他們的第二語言聯繫起來，這種差異也被稱爲「語言情感性」。[5]
多項神經語言學實驗顯示，當雙語者切換到外語時，大腦中負責恐懼和應激反應的杏仁核活躍度顯着下降，同時伴隨着皮膚電導反應的減弱；與之相對的是，負責邏輯調控的前額葉發揮了更大作用。[6]
因此，第二語言的使用在心理上可以作爲一種疏離機制，用以阻隔那些與母語經驗相連的痛苦情感。第二語言也提供了一個「安全屋」，自我在此得以整理創傷敘事，而不會被編碼在母語中的原始焦慮所淹沒。[7]
我想，很多人出國之後感到自己「重啓人生」了，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外語環境的影響，就像是切換了另一個遊戲賬號，在另一個服務區，得以開啓了一段全新的任務。
就算不能出國，學習一門新的語言，也有助於緩解過去的創傷，重新感受到自己是一個「未被傷害的完整的人」。
02外語能降低情緒之「重」
作爲世界領先的「外語文學」實踐者、作家多和田葉子，在小說中就借角色寫道——「我的母語，那種我曾經與呼吸一同融入肺腑，與醬油和味醂的酸甜滋味一同滑入喉嚨，滲入胃裏棉絮般的語言。」
母語往往承載了最高強度的情感權重。這種「重」，既可以是破壞性的（如羞恥、憤怒和創傷），也可以是溫暖的（如「我愛你」）。
一則研究探討了多語者在不同語言中對 「我愛你」 這一短語的情感強度感知，樣本包括 1459 名成年多語者，他們共使用 77 種不同的母語，共同填寫了一份包含開放式和封閉式問題的在線問卷。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人受訪者認爲，「我愛你」在他們的母語中情感強度是最強的。[8]
我們常常提到「母語羞恥」，可能正是因爲過去的許多情緒都透過母語，我們第一次與他人交往、爭執或表達愛意，都發生在母語，因此母語總是承載更多的情感鏈接。
《 真愛至上 》
因此，外語不僅能夠在我們回憶起創傷事件的時候保護我們，隔離情感，也能夠降低許多我們對於情感表達的障礙。
我有一個前任，現在回憶起可能是有些述情障礙，他總是沒辦法用中文很好地表達自己的情感，當他想要和我表白時，總是給我寫英文。
對我來說，中文也常常太過「黏稠」，直白而赤裸地說出情意濃重的話語，總是令人產生很多壓力，伴隨羞恥，但英文人格里的那個我，好像總是很輕盈，能夠自在地說出「I love you 」。
這種情感隔離，也會帶來決策的優化。
當我們遇到問題時，大腦通常會啓動兩套系統：首先是一套分析性思維，有意識地尋找解決方案，這會消耗大量心理資源；另一套是直覺性的無意識過程，依靠感覺。
直覺上，我們會以爲說外語會給認知帶來壓力，我們可能會更依賴直覺來省力。但芝加哥大學心理學家的研究發現了一個反直覺的結果：使用外語可以減少決策偏差。
實際上，當我們用外語思考時，我們往往會採用更加深思熟慮的思維模式。最終結果是，我們解決問題的方式往往更少受情緒影響。我們也更不容易被誤導性信息左右。
外語效應（Foreign Language Effect）就指的是，在使用外語時，人們的情感投入減少、決策更加理性和冷靜。這個效應在壓力情境下尤其有用。
當我們感到壓力時，這種焦慮往往會損害我們前額葉皮層的功能，而前額葉皮層正是幫助我們進行深思熟慮、分析性決策的意識過程的核心。
因此，在壓力下，我們往往會依賴直覺或情緒來做決定（而且未必是明智之舉）。而用外語處理問題，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激活分析性思維，避免被情緒和偏見左右。[9]
《 我的天才女友 》
03
在另一種文化中，
練習新的自己
爲什麼我們常常覺得在另一種語言中，就像是換了一個「人格」，這和特定外語所攜帶的文化結構也有很深的關係，人置身於不同的系統，就會產生微妙的心理作用。
即便是雙語者，在使用不同語言時也會表現出不同的個性。對這個現象最令人信服的理論解釋之一就是文化框架轉換效應（CFS），即雙文化個體在面對文化相關刺激時會改變其價值觀和歸因。[10]
比如，與北美個體相比，香港華人和美籍華人在他們的中國身份被激活時，會產生更多集體性的自我描述。另一方面，當美國人的身份被激活時，北美華人和美籍華人比香港人產生了更多的個人自我描述。
康涅狄格大學的一項研究找來了一批墨西哥裔美國人[11]，讓他們分別用英語和西班牙語做人格測試，衡量五大人格特質，包括外向性、宜人性、開放性、盡責性和神經質。
結果很有意思：當他們用英語作答時，外向性、宜人性和盡責性的得分更高。研究者推測，這可能是因爲英語激活了美國文化中那些被鼓勵的特質——個人主義、高度重視自信、成就和膚淺的友善，而在墨西哥文化更強調的集體主義語境下，讚美自己反而不那麼重要。
後續研究中，團隊讓墨西哥裔美國人蔘與者花 15 分鐘自由描述自己。結果再次印證了這種「語言切換效應」：
▨ 用西班牙語寫作時，他們更多談論家庭、人際關係和愛好；
▨ 用英語寫作時，話題轉向了成就、大學和日常事務。
研究人員將這種人格的變化與對價值的不同關注，歸結爲語言引導行爲的方式。語言無法與語言所屬的文化價值觀分開，人們會透過所使用語言的文化價值看待自己。
學習第二語言的環境在自我意識的形塑扮演關鍵角色。在國外學或是在課堂上學，甚至你模仿的人都會影響你的個性。
《 柔似蜜 》
不僅是外語，朋友們在講起方言時也完全是另一種氣質，川渝友人說起西南官話就顯得「街頭」，帶點痞痞的鬆弛味道，而東北話則是聽起來一股大碴子味，十分親切、友好。
因此當學習一門新語言時，不只是記住詞彙和語法規則而已，如果善加選擇環境的話，就有機會認識到全新的自己，體驗到說不同語言的樂趣。
就像我們印象中西班牙語總是更熱情、活潑，德語總是更直白、坦率，而日語中的許多敬詞會讓人顯得更有禮貌，更社會化。
有時候只有進入新的系統，回頭看舊系統（母語/家庭創傷）時，對比之下才更能看清它的全貌和病竈，就像英語中難以翻譯「孝順」和「乖巧」。
正如維特根斯坦的名言——「語言邊界，就是世界邊界。」如果母語的世界被創傷佔據，那麼學習外語就是在原本坍塌的世界之外，強行開墾出一塊新的領地。
在一門新的語言裏，我們可以重新學習，我是誰，我喜歡什麼，我想.......去重建一個全新的「不被否定」、更果敢、更有邊界、更自由表達情緒的「我」——這是最小單位的重生。
作者 Kira
責編 羅文
封面及首圖 《重啓人生》
參考文獻
[1]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science/2014/06/140602_brain_language
[2]Pavlenko, Aneta. Emotions and multilingu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https://www.biosmonthly.com/article/11685
[4]Bailey, Cassandra, et al. "What are we missing? How language impacts trauma narratives." Journal of Child & Adolescent Trauma13.2 (2020): 153-161.
[5]Liu, 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de-switching and emo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2023).
[6]Hsu, CT, Jacobs, AM, & Conrad, M. (2015). Can foreign language text evoke the same thrill as native language text? An fMRI study on Chinese-German bilinguals.
[7]Pavlenko, Aneta. "Affective processing in bilingual speakers: Disembodied cogni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47.6 (2012): 405-428.
[8]Dewaele, Jean-Marc. "The emotional weight of I love you in multilinguals’ languages." Journal of Pragmatics40.10 (2008): 1753-1780.
[9]Keysar, B. et al. (2012). The Foreign-Language Effect : Thinking in a Foreign Tongue Reduces Decision Bias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Ramírez-Esparza, Nairán, et al. "Do bilinguals have two personalities? A special case of cultural frame switching."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40.2 (2006): 99-120.
[11]Ramírez-Esparza, Nairán, et al. "Do bilinguals have two personalities? A special case of cultural frame switching."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40.2 (2006): 99-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