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我總是這麼慢？」
本科畢業後的五年裏，許玲玲在香港一邊教書，一邊幫家裏還債。那段時間，身邊的同齡人出國唸書、結婚生子，而週六也要上班的她，連去銀行一趟的時間都擠不出。
爲什麼她不能像其他人那樣，擁有一種「鬆弛感」？
在漫長的歲月裏，從容始終離她很遠。她的時間很少屬於自己。
關於時間貧困的困惑，最終成爲一項跨越十年、訪談百餘人的學術研究起點。現任英國杜倫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的許玲玲發現，時間不僅是流逝的刻度，更是一種被權力結構精準分配的生存資源。
在新書《時間繼承者：時間不平等如何影響中國高等教育流動性》中，她追蹤了家庭社會地位如何通過「時間」傳遞，並深刻影響了不同學生的人生軌跡。在弱勢的時間繼承者中，女性的處境尤爲複雜。
許多女性從出生起繼承的就是「負時間」——時間從不真正屬於自己，而是被預設爲他人的資源；「花木蘭困境」讓她們在職場壓力與社會時鐘之間兩頭燃燒；成爲母親後，時間又被折現，用於填補下一代的育兒缺口。
可以說，女性一生都在爲一種隱性的時間債務還本付息。
許玲玲的研究並不僅僅停留在揭示不公。她也在試圖回答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當繼承的起點已然不公，人是否還能重新奪回對自己生命的主權？
▼ 以下是簡單心理與許玲玲的對話
01有時，女性所繼承的甚至是「負時間」
簡單心理：現在很多女性都有一種感受——時間好像從來不屬於自己。你怎麼理解這種普遍存在的「時間貧困」？
許玲玲：我們可以從時間繼承的兩個維度看這個事：一是量的分配，二是質的差異。女性作爲第二性，在時間層面呈現出一種異化的狀態——她們的時間常常不屬於自己，而且被默認爲是他人的資源。
像電影《出走的決心》裏的李紅，她的一生都在等待中度過：等弟弟高考、等丈夫事業有成、等女兒長大、等孫輩出生……這種等待的本質，是女性將自己的生命時間折現，用以服務整個父權社會對她的勞動的龐大需求。
不僅如此，許多關於 time use（時間使用）的量化研究表明，女性除了承擔更多服務性工作，全球範圍內同工不同酬的現象也相當普遍。
簡單心理：以親身經驗來說，還有一個生理上的時間不平等：月經。像一些經期反應明顯的朋友，每個月至少五六天，學習和工作會受到明顯影響。月經是否構成了女性時間貧困中一個基礎維度？
許玲玲：這個問題特別好，這就是女性需要支付的「生理時間稅」。這種由生理決定的持續成本，在以男性線性時間爲標準的職場、學術界等公共領域，被完全忽視。它被視爲一種不便，歸爲女性自己的問題。
當女性因爲經期不適、生育恢復或者更年期反應而不得不調整節奏時，往往被貼上「脆弱」「效率低」等污名化標籤。這是時間貧困中最底層的結構性壓迫——整個時間架構以男性的需求和生理特徵來設計，女性在起跑線上就背上了額外的時間負債。
她們必須付出比同齡男性更多的精力，才能在表面上維持同樣的產出。多數國家和地區缺乏制度性的時間補償，這筆生理成本便被轉化爲女性個人的弱點。
最近，我看到奧斯卡獲獎導演趙婷在 BBC（英國廣播公司）的訪談裏提到，作爲女性，生理週期讓她對事物有特別敏感的體察，是我們的力量體現。像這種對於生理週期積極賦能的話語，其實是非常少的。
圖源：BBC News 中文
簡單心理：如果女性總感覺到自己時間不夠、力量不夠，這會限制她們對未來的想象嗎？
許玲玲：從小到大，周圍總有人對我說「女孩數理化就是不行」「後勁不足」，這構成了我成長中的背景噪音。
它會讓我有一種莫名的恐慌：就算現在考得好，過幾年也會不行，彷彿頭頂有一個倒計時，提醒我我的努力和成就是有上限的，這種敘事會在心理上帶來一種「大限將至」的焦慮感。
更深層的影響在於，這種持續的灌輸限制了女性的「時間想象力」。你被告知：無論怎麼努力，你的發展是會中斷的。於是，在高難度的職業挑戰等需要長期投入的抉擇時，女性就容易產生「這與我無關」的自我隔離感，以及「我不行」的自我貶低，她們會認爲那是男性的領地。
在這種環境中，女性更傾向於選擇穩定、能兼顧家庭的工作路徑。「不敢想」，或者「想了也是非分之想」的心態本質上是時間資源匱乏內化的結果。它讓女性在最應該積累資本的年紀，因爲恐懼未來的中斷或在意他人的目光，提前放棄了無限的可能，決策傾向收縮和保守。
我還想指出的是，許多研究都表明，就算是家庭優渥的女性，有不少也會受這種灌輸的限制。她們會比同齡男性表現出更強的焦慮，甚至會因爲預知女性將面臨的時間壓力，而暗暗希望自己生的是男孩，孩子可以少受這些苦。
02「我不配擁有自由的時間」
簡單心理：你在書的開篇致謝中提到，「大姨是最重要的靈感源泉」。作爲上一代的農村女性，她的經歷是如何啓發了你？
許玲玲：大姨是我生命中非常敬重、也讓我很心疼的女性，她的人生經歷生動地展示了什麼叫做生活在「借來的時間」裏。
在重男輕女的匱乏年代，她的受教育權其實是被剝奪的，但卻以一種懂事的形式呈現：爲了照顧四個弟弟妹妹而選擇不上學。這種敘事很常見，我遇到的很多女性都會說「不做什麼事是我自願的」。但這些「心甘情願」背後，往往隱含了更深層的對女性犧牲自我的期待。
這種剝奪是永久性的，以至於大姨七十多歲了，還會因爲沒去上學責備自己。當孫輩問她「奶奶你怎麼一個字都不認識？」的時候，她會感到自卑；在生活中，她處處受限，無法操作手機，就連用方言寫的地方劇，也因爲夾雜文言文而聽不懂劇情。
她經常對着我嘆息：「要是我能讀書識字該多好」。這讓我意識到，不平等不僅是金錢的缺失，更是時間的斷裂。那些本可以用來探索自我的時間，被溫情的外衣強制轉化爲對他人的供養。
但另一方面，她卻以超乎尋常的韌性拉扯大了弟妹，培養出這個農村大家庭裏第一位大學生——我的表哥。她自學了算數，在做紙錢生意時能和別人討價還價；爽朗的性格讓她交了很多朋友。她是一位非常 resourceful（機敏的）的女性，在資源極度匱乏的環境中，仍然能找到辦法。
正是她啓發我跳出單純的階層分析，去思考爲什麼有些人天生擁有充裕的時間，而像大姨這樣的女性，卻需要用一生的勞作來填補時間的黑洞。
簡單心理：這讓我想起我媽媽的經歷。她小升初時，家裏錢只夠供一個孩子讀書，她成績更好，卻選擇把機會讓給了哥哥。
許玲玲：是的，女孩子從一出生就會被從不同的方面灌輸「你不配」「你不值得」「你要懂事」，尤其是長姐。
拿喫飯來說，像我這樣的南方普通家庭，就是男孩喫乾飯，女孩喝粥、喝剩湯。我的爺爺奶奶其實是很好的人，但他們也是自己時代的產物。我當時雖然很小，但面對這種不公平，我會憤怒地問：「爲什麼？」。
他們告訴我：「因爲你是女的，你長大後就是潑出去的水」，認爲我不應該去佔用家裏太多資源。
日積月累，這會形成一種伴隨着困窘的「低配得感」。從時間的層面來看，我會覺得自己不配得擁有自由的時間，追求個人興趣是種奢侈。如果用了家裏的資源，就像是欠了家裏的，必須拼命工作來回報。
簡單心理：你有一句話我印象很深：「對於弱勢的時間繼承者來說，教育不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債務」。你本科畢業後留在香港當中學英語老師，這種「償債心理」具體如何影響了你的生活？
許玲玲：除了房租、喫飯、工作應酬，我絕大部分收入都給了家裏。生活基本被工作佔據，幾個月都去不了銀行一次。週一到週六我要工作，但銀行只開到週六早上，週日我還要批改作業。
那五年，我不僅幫家裏還清了債，還給他們買了房子。做這些事的過程中，我是很開心的。我家以前的房子是「進水屋」，潮汕地區經常下雨刮風，一到雨天污水倒灌。我父母經常在污水裏走來走去，導致皮膚感染。我會有種屈辱感——爲什麼要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面？我想，起碼要讓他們住在一個不會進水的地方。
簡單心理：感覺這種家庭情感很複雜，愛得不純粹，恨得也就不徹底，以至於我們沒法用計價的方式來劃分。
許玲玲：對，在匱乏的家庭環境裏，我不會去思考「這是不是我的責任」，因爲我看到父母爲了生存什麼事情都會去做。當時還有土葬，我父親，一個力氣不是很大的人，爲了生計，跟着村裏人去山上埋死人。我很小的時候，還會有債主來家裏，當時不懂爲什麼這個人坐着不走，就會很害怕，後面才知道是我們欠他錢。
《 苦盡柑來遇見你 》
03
「鬆弛感」
很可能是一種特權
簡單心理：對當代青年女性來說，處境會更加複雜：既希望你在職場上有所表現，又期待你迴歸家庭角色，剛過二十五就開始催婚催育。面對這樣的「花木蘭困境」，你怎麼看？
許玲玲：我覺得這本質上是現代女性「奮鬥型自我」與「新傳統主義家庭角色」之間的衝突。在我的研究框架裏，婚育的節點並非自然形成，而是一種壓迫性、建立在男性線性模型之上的時間架構。
中國社會制度化的年齡歧視，比如學術界和職場普遍存在的 35 歲、40 歲門檻，對女性極不公平。女性承擔更多生育成本和家庭照料責任，往往會經歷階段性的時間延遲，但社會卻要求她們在同一條時間線上與男性競爭。
這種制度性的「年齡坎」，本質上是給那些因社會分工而揹負「時間負債」的羣體施加的二次懲罰。
它不僅剝奪了女性當下的鬆弛感，更限制了她們對未來的想象力。我在香港時，年齡門檻沒有內地嚴苛，但壓力並未消失。我常收到「紅色炸彈」（婚禮請柬），隨禮 800、1000 港元。身邊人也常說：快 30 了，趕緊結婚吧，還讀什麼書？
簡單心理：而且我覺得這種情況是普遍的。我身邊一些江浙滬獨生的女性朋友說，從小到大，尤其到了適婚年齡，總感覺自己是父母的「兒媳婦」。因爲父母會默認未來有一個女婿存在，生活中也常說「你這樣以後沒有人要你」。
許玲玲：對，我在書裏就寫過一個叫「冰」的重慶女孩，家境很好，去英國留學。一畢業家裏就下了最後通牒：必須馬上回國，工作已經安排好，男友也開始物色。
父母之所以這麼做，首先是他們清楚「時間繼承」是有明確有效期和地域限定的，大多與父母的退休時間相關聯；
其次，就婚育問題來說，雖然男性也同樣在面對，但中國社會的時間架構對女性更加苛刻，27 歲再不結婚就變成了剩女。所以無論什麼階層的父母都很焦慮，總說「我要完成任務，把你嫁出去」。
簡單心理：但在婚育後，女性的時間貧困其實會進一步加劇。我們和男性共同面對着社會生產性的時間壓力，但在家庭內部，女性承擔了更多無償的服務性勞動。
許玲玲：就像《出走的決心》裏的李紅，她承擔着家庭內部大量瑣碎、多線程、隨時待命的勞動。這些勞動不僅無償，而且因其非生產性的本質而無法被社會計價，更準確地說，是社會選擇不去計價。
電影裏，李紅明明是全家最忙的人，卻被處於支配地位的丈夫斥責爲「懶」，甚至她想出去旅遊，也要像請假一樣，帶着負罪感開口。這會讓女性陷入一種隱形且惡性循環的「時間負債」。她們的時間被瑣事一點一點蠶食，逐漸喪失對自己生命的主宰權。
更讓人痛心的是，這種時間壓迫還會發生代際轉移。就像李紅的女兒，受困於勞動力市場的年齡歧視與性別歧視，默認的解決方法就是犧牲母親的時間，來填補育兒的缺口。
《 出走的決心 》
簡單心理：是的，像李紅很長一段時間裏都覺得自己和家庭是綁定的關係。你之前也提到過，自己過去和家庭捆綁得非常緊。你是什麼情況下意識到自己可以對人生更有主權？
許玲玲：其實我的覺醒來得很遲，是在我寫這本書的過程中。當時我和父母大吵了一架，具體原因我忘了，但我記得自己情感上崩潰了。大哭一場後，我開始重新認識身邊的一切。我發現，對父母來說，我可能是一個比較工具性的角色。我相信他們主觀上是沒有惡意的，但這個角色不是我必須擁抱的。我有我自己的議程，我也需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04「山路、野路，總會有路」
簡單心理：現在國內像你一樣大齡出國的女性不少，她們其中很多人希望在國外擺脫東亞的社會時鐘。就你的經驗來說，去到英國後，看待時間的方式有發生什麼變化嗎？
許玲玲：我想先強調，我並不是說英國就是天堂，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問題。如果從「時間架構」這個角度來講，香港對女性有非常清晰的生命時間線的要求。但來到倫敦後，一個非常直接體驗是：走在街上，我感覺好自由。不是那種「沒人抓我」的自由，而是沒有人催我。後來我做時間研究，發現英國社會對女性也有生育的隱形期望，但不會那麼早就逼上來，可能要到三十多歲。
另一點是關於職業發展。英國的時間架構會更多元，更非線性。作爲導師，我帶的第一個博士生，入學時快 60 歲。她有三個孩子，最大的小孩比我還大。她非常勤奮、優秀。博士論文答辯時，她不需要任何修改就直接通過。我問她下一步打算，她說：「我退休了，要去農場種種東西。」
這個選擇給我很大的啓發：不是所有人都必須在同一年齡段做同一件事。你可以在不同的階段，去做對你來說最有意義的事。
《 人到30又如何 》
簡單心理：你會覺得這種「不敢等」的極端時間體驗和你在成長過程中感到的「時間匱乏」，存在內在聯繫嗎？
許玲玲：會的，對於我們這些弱勢的時間繼承者，由於缺乏家庭、制度甚至國際層面的資源緩衝，生命幾乎沒有容錯率。
在農村，貧困意味着你必須用更多的體力勞動去補齊基礎設施的落後；畢業求職時，你必須在極短時間內證明自己的價值、拿到 offer，否則就會被遣返回起點。每一秒都像是在趕路、在還債，這種不安全感是刻在骨子裏的。
極端的時間體驗讓我意識到，時間不僅是流逝的刻度，它更是一種被權力結構精準分配的生存資源，而這種生存資源是隱形的，我們通常會用其他的話語來解釋。
簡單心理：我們有時候會把兩個人單獨拎出來對比，把他們之間成就的差異很輕巧地歸因於個人的努力和能力。
許玲玲：對，另外一種是說「抗壓能力很差」。可抗壓能力是什麼？如果家裏能給你兩三年的時間慢慢想、慢慢試，抗壓能力自然會很好；如果你明天就沒飯喫了，還談什麼抗壓能力？
簡單心理：我們剛剛討論了很多，如果現在你面前坐着一位深陷時間債務、對自己充滿自責的女性，你會想對她說什麼？
許玲玲：首先，我會說你辛苦了，你已經做得很好了。很多自責其實是因爲我們身處一個被設定好的時間框架，這些規訓讓我們覺得自己不夠好，或者做錯了。
如果她沒有太多的學術背景，我不會跟她講「時間架構」或者「社會規訓」這些詞。但我會和她說：你可以試着去分析一下你所處的環境，在你的身邊找幾個樣本——那些過着你理想的生活的人，去想一想，他們有哪些資源。然後，去想一想一下這些資源在哪裏，你可以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去接近、去獲得，來彌補現在的情況。
《 出走的決心 》
我們希望呈現出當代女性如何在困境中編織出主體性。這裏記錄的不止是女性如何「成爲自己」，而是展現當代女性的生存褶皺。我們不製造「成功女性」的幻覺，困頓與覺醒同等珍貴。
當這些女性勇敢探索不同的活法，改變便已發生。
作者 予警
責編 瑜婷
封面 《我的解放日誌》
「她的活法」往期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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