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長庚:如何走好人生下坡路

由 簡單心理 發佈於 心理

'25-06-10


在過去很多年,我們被持續灌輸進步主義的敘事。直到近幾年,人們逐漸開始意識到,這一切背後隱藏着怎樣的代價。

袁長庚,現爲雲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曾任教於南方科技大學社會科學中心。他在南科大開設「理解死亡」、「愛情社會學」、「失敗者社會學」等課程,一直關注人身上更幽微的面向——情感、困境以及侷限。

他深受人類學影響,強調人在社會結構裏的位置,一個人的命運和選擇和其所處的環境密切相關,失敗不能歸因於個人的問題,而必須追溯到制度、資源和社會結構的問題。

成爲老師後,袁長庚在學生身上感受到強烈的意義危機,績優主義滲透在教育體系裏,學生被鼓勵服從一種線性、理性、標準化的發展路徑——成績、排名、獎學金、科研成果,每一個指標都可以量化,每一個失誤都可能帶來懲罰。社會對於人的期待越來越單一:不能崩潰、不能遲疑、不能軟弱。

當人們面臨困境時,由於缺乏有效的支持機制,表達情緒、承認困境、請求幫助,成爲難以啓齒的事。即便袁長庚努力爲學生留出可以崩潰的安全角落,學生仍然在相當長時間內保持沉默。他們說:「老師,我覺得這些小事不值得讓你操心」;「老師,我忍一忍就過去了」。

如果我們一代人所面臨的現實是「走下坡路」,那我們該如何重新定義生活的意義?當「成功」的出口越來越窄,我們怎麼重新看待成功和失敗?在強弱、地位、收入之外,人的價值可以被什麼錨定?

以下是簡單心理和袁長庚的對話:



01

人生本來就是

有可能走下坡路的



簡單心理:以前我們接受的教育是你要變得更好,你之前在播客裏面說,我們都要學習一件事,怎麼去走下坡路?爲什麼你會有這個想法?


袁長庚:這跟我人類學訓練有關,人類學講了大量的人怎麼在困難、挫折、混沌中去堅持和生活,所以你大概率不會對人生有過於進步主義的想象。我也是在做一些公共討論後才意識到,原來大家不知道這些經驗。


我是 80 年代中期出生的,我家和周圍的生活每半年就會發生一個變化,比如上半年買了臺冰箱,下半年買了洗衣機。這成爲我生活經歷裏的一部分。但是我覺得對於今天的年輕人幾乎沒有這個可能性了。


人生本來就是不確定的,是有可能走下坡路的。我不覺得年輕人應該進入某種單一的狀態,他們應該保持多樣性,在想象、話語或實踐上,重新刺激我們的社會生活。


簡單心理:你在跟年輕人的交往裏,他們最常問你什麼?最困擾什麼?


袁長庚:問題各種各樣,變化就是越來越具體了。比如到底是繼續讀書還是工作?還要不要出去讀書?


我剛去南科大教書時,有些學生一畢業就拿到很可觀的年薪,那他們就面臨選擇,比如要不要背房貸,過上社會對你期許的生活,最後都拐到關於意義的問題,人生道路應該怎麼選擇。


現在大家都不太問這類問題,可能問的太多了,其實大家都知道你面對的現實很殘酷,沒什麼東西可以參照,大家要自己去找答案。


《 瀨戶內海 》


簡單心理:你之前在南科大開過一場「失敗者分享會」,在南科大討論這樣的主題,是很強烈的反差嗎?


袁長庚:這是 2020 年「失敗者社會學」課程的期中討論,我一直很想把大家普遍的困境擺在檯面上說。理工科學校那時有個口頭禪,「你菜你還有理了?」文科有很主觀性的東西,有爲自己辯護的可能,對理工科的競爭而言,很多東西相對客觀、相對硬核,你算不出來就是算不出來,學生之間還會互相強化這種技術主義。


出乎我意料,這個聽上去很唱反調的活動,得到了很多管理部門同事支持。在沒任何公開宣傳的情況下來了二百多人,感覺很多人都覺得目前的狀態有問題,只是我捅破了這層窗戶紙。但真正上臺演講又是另一回事,雖然學生都自願報名,但是他們還是有各種顧慮,也不自覺地想要用成績去抵消失敗。

但是至少我們先承認自己有一些失敗,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先從贏家通喫的執念裏解脫出來。我們也可以想象失敗的背後是不是沒有像他們說的那麼不堪?以及失敗本身有沒有什麼可以討論?


簡單心理:「失敗者的社會學」是你上過最成功的課?


袁長庚:那個課形式沒什麼創新,就是每星期給大家講一本書,但是大家壓抑的情緒找到了出口,課堂隨時隨地進入有點癲狂的狀態。


有一次,放映李一凡的《殺馬特我愛你》,這些小孩都是典型的好學生,從中學一路殺出來,每天背書包穿運動服,沒有出格的打扮,我想讓他們瞭解其他同齡人在過什麼生活。


我完全想象不到學生的反應,大家情緒很激烈,他們在殺馬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個女生站起來說,老師,我能不能先說,因爲我還得再回實驗室。她說我們跟他們是一樣的,而且我們更可悲,我連像他們這樣剪頭髮、染頭髮的勇氣都沒有,晚上 10 點了,我講完還要去把實驗做完。那個特別文靜的女生最後說了一句,「我們到底該過什麼樣的生活?」說完她就關門走了。


《 殺馬特我愛你 》


簡單心理:但人活在這個時代,不可避免地被時代情緒裹挾?


袁長庚:很難完全超越。人類學幫助我重新思考一些事,它講人類經驗的寬泛性。這種經驗的寬度會讓你意識到,你這個時空範圍內的事情不是全部,甚至不是常態。


舉個例子。在南太平洋一個小島的文化裏,他們認爲養孩子不是媽媽的事情,母系親屬都肩負任務。作者提到一個場景,孩子去老家玩,搶弟弟東西喫,按照他們的文化,這一定要干預。他們就像演一臺舞臺劇,一唱一和。外婆會直接羞辱男孩:你連弟弟東西也搶,真丟人。這個時候媽媽不回應也不干預,但她會表現出明顯的悲傷。


作者的解釋是,這是一個社會化的實踐,有人會告訴你違反了原則,但媽媽不會站在你的對面去批評你,這齣劇引入了悲傷這個元素,這能讓孩子感受到自己的行爲讓媽媽失望,但是這種失望不意味着她放棄你。所以,「悲傷」在這裏是一種非常複雜的意味,是讓孩子在有愛和理解作爲基礎的前提下,演練人世間的基本情感。


讀到這篇文章時,正好是高鐵孩子哭鬧引起激烈爭議的時候,我們這個時代把養育的事都放在媽媽身上,或者期待有個好爸爸,可不可以設定一個有懲戒也有愛的社會化場景?


簡單心理:人類學很少講個體,都是把人放在網絡裏,大家都承擔一些角色,但我們這個時代好像非常強調個體的力量和努力。


袁長庚:人類學不太相信通過超凡個體能改變局面,而且要小心使用這種超凡個體的力量。


「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在很長一段時間是有效的。但我們現在更年輕世代的問題不是抓不抓得住,而是我們爲什麼要抓老鼠?老鼠還有沒有?很多問題從頂層邏輯開始松落了。




02

對失敗者的羞辱,

不是人類的常態。



簡單心理:你說當大學老師,用三年時間認清當一個好老師不夠。你說自己進入學校傷痕累累,不只是指導論文,是要跟漫長的成長史對話。是什麼讓你有這種感受?


袁長庚:我帶研究生時發現一個問題:我佈置任務時都會跟他們講,有什麼困難跟我說,任務可以調整。但是他們都過了很久纔跟我說,當時碰到了很多問題,比如飲食、氣候等等的不適應,情緒狀態不好,甚至是重度抑鬱,我問他們爲什麼不說,他們說老師,這種小事不值得讓你操心,或者是老師,我自己忍忍就過去了。


我們聊下來感覺這是創傷,他們以前可能表達過自己的困難和困境,但沒什麼好的反饋。慢慢就不說了,女生會更加明顯。


我就特別難受。我跟周圍人講,我們當然想用一種專業主義的方式去處理師生關係,但是所有的工作背後都是具體的人。很少人是因爲學不會而無法畢業,都是有其他方面的問題。


簡單心理:我聽你講這些還挺驚訝的,因爲大部分人對成人的期待都是懂事、能幹、情緒穩定。


袁長庚:現在很多人認爲就事論事是最好的,但人是複雜的,除了制度化的責任和義務之外,我們能形成聯繫,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們有感情,這不是說要掏心掏肺,而是要互信,因爲花三年時間寫一篇論文並不容易,我們會爭吵,甚至很激烈,但你起碼不會懷疑這老師是不是覺得我是狗屁不如。


人和人的互信只有通過無數個細節磨合,我們談論自己的經歷,互相瞭解,知道對方是什麼樣的人,纔可以達到。


我看到學生的簡歷,就知道她們很努力才走到這裏,我很希望這三年,學生有比較安全的角落,你可以崩潰,可以發瘋,可以有限度的拒絕和放棄。我無法託舉你的人生,但是我可以不給你的人生增加壓力,但我後來覺得挺沮喪的,達到這個都很難。


《 風犬少年的天空 》


簡單心理:這個社會對人的要求常常是一個運轉良好的螺絲釘。


袁長庚:我們對人在工作場景裏的想象特別單一。不能崩潰,不能放棄,不能軟弱,不能出問題,因爲你的工作關聯到其他人的工作。


但如果我家人生病了,我和女友分手了,上班路上看到小貓被車撞了,你還要我保持情緒穩定,我覺得這是很暴力的事情。這對人要求太苛刻,對人的理解太狹窄。


簡單心理:感覺很多人都自顧不暇,很少有人願意承擔他人的情緒和故事。作爲老師,如果你希望和學生建立互信,是不是意味着你得付出很多情感勞動?你會感到疲憊嗎?


袁長庚:這個是肯定的。但你在這個時代當老師,最沮喪的不是這些,是你意識到自己的作用很有限。


一個人要快樂地上學,跟知識有真誠熱烈的交流,取決於各種你無法控制的要素。小到生活細節,大到培養方案是不是合理,知識和實踐的關聯是否緊密,老師只是體系的一部分,你沒辦法修復所有的事情。


簡單心理:我們的社會對失敗者有很強的羞辱,充滿了對強者無限的崇拜與肯定。


袁長庚:我覺得這還是現代性的結果,並不是人類的常態。


從古代流傳下來的那些英雄史詩裏講的最多是英雄一路有多不容易,多少人爲你做出了犧牲,並不會把光環和榮耀都給某一個人。比如《史記》寫項羽跟劉邦,雖然劉邦取得勝利,但是司馬遷給項羽這個失敗者留出很高的位置,我們經常會對失敗者給予極大的同情和肯定。人類文化裏比較閃耀的部分,通常是對人的弱勢、侷限性的包容和肯定。


《 超脫 》




03

不要對做 owner 有迷思



簡單心理:你關注的「情感」、「失敗」、「年輕人的困惑」這些在學術圈是不被重視的,你爲什麼沒做學術圈那些被認爲是重要的課題?

袁長庚:我受西方現代人類學影響很深,它會關注人身上很豐富的側面,比如情感問題、生命觀念、幸福觀,會關照人的苦痛經驗和人生失控的部分。這給我的影響是,我反而能看清楚學術界的某些遊戲,你如果規定什麼問題是重要的,那它就在定義別的問題不重要。這我就不買賬了。


我一開始也肯定在乎這些,也很焦慮,我畢竟是學者,那我要不要在學術上證明自己?但這可能跟我性格有關係,很多東西自己騙不了自己。


簡單心理:這種轉變是怎麼來的?


袁長庚:我並不是一個成長很幸福的人,我媽媽很早去世,我很早就體會到人的敏感、孤獨、無助,我在整個學院體制裏走的路,我也不會去感謝某個單位或制度,但我會感謝一些老師朋友幫助過我。


35 歲前後,我突然有一種倖存者心態。我從山東很普通的小地方一路走過來,上小學的時候,我學習很好,但我永遠考不過一個女生。後來我被我爸弄到鄉鎮中學,管得嚴,升學率高,也和小學同學都分開了。後來特別偶然的情況下,我看到這個女生的微博,她現在在我們那的化工廠當質檢員,穿着灰色的、很肥大的工作服,戴着安全帽,要爬很高的煙囪去檢查廢氣值,她會寫今天上班真無聊,或是跟領導吵架了,下了班她會穿裙子,去運煤鐵路上拍好看的照片。


我會想,爲什麼我現在變成了大學老師。我完全不認爲我現在的生活是應得的,這裏面有一些結構性的問題,我比較幸運,又是個男孩,社會對你比較寬容。你就沒有那種成功者的包袱,你不覺得這一切都是自己的努力造就的,你也相應地不害怕失去,因爲你得到它本來也是有偶然性。我也會想什麼對我是重要的?那肯定不是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 宇宙探索編輯部 》


簡單心理:你在講「失敗者社會學」時,一定會被問到一個問題吧:如果一個人在各方面都很掙扎——工作不順、生活挫敗,也不符合社會主流的成功標準,那他該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


袁長庚:我當時會給學生寫信,有一句話是:「我希望你在自己的領域裏做得好、做得開心,但是我也希望十年以後,你給我寫信的時候,你告訴我你成爲了一個很好的鄰居,一個很好的朋友,一個很好的愛人,一個很好的爸爸,一個很好的媽媽,一個很好的同事。」


你會從工作裏退出來,但是你不可能從生活裏退出來。我在這個世界上沒見過絕對的成功者。同時我也沒見過絕對的失敗者。我小時候有個長輩,他工作平平無奇,但他對我們很好,買好喫的,帶我們去溜冰場,小孩都覺得他是最好的長輩。


你要做一個成功人士,這個有能力的問題,也有運氣的問題。但是你想做一個好的家人,這個事情是可以做到的。就像我跟學生的關係,我不是最好的人類學學者,但是我可以做讓學生有安全感的老師。


簡單心理:你當時爲什麼在給學生的信裏寫下這句話?

袁長庚:我沒在這種競爭非常激烈的學校上過學,我跟同時代的朋友交流,很多朋友說如果放在今天,我們可能畢業都難。我們那時候的社會發展還是有一定的多元性。我已經是比較在乎成績的,但很多課不想學了,60 分就可以,但這對現在的學生是很大的問題。如今的評優、獎學金、機會都跟分數有關係,牽扯到一整套資源分配的邏輯。

績優主義要求你贏家通喫,不包容人的存在有多元性,這對個體是災難,如果你不接受自己的侷限性,時時比較,別人還沒開始指責你,自己就先崩潰了。這些年西方社會對績優主義有各種各樣的批判,大家都意識到這種價值觀是災難,不可持續,讓社會很畸形。


我很想讓學生知道,人生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和可能,你不要被這個困住,你還可以去想想你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簡單心理:在一個下坡路的時代裏,我們可以把握什麼呢?

袁長庚:項飆以前有個說法是,敢於過不佔有的生活。我很喜歡的大衛·格雷伯生前有一個類似的說法,青年人不要輕易進入債務狀態。這兩句話有一致性,你不要通過佔有一個物、一件事來顯示自己的生活健康或穩定,不要對做 owner 有迷思。

同時你可以反思,你有沒有得到過性別不均等的社會的某種庇護,階層的庇護,家庭的庇護,不是讓大家感恩,而是我覺得你要知道自己從哪兒來。


《 立春 》



在這裏,我們邀請心理學、社會學、哲學等各種領域的學者、作家們進行對話:如何讓我們的生活更好,更明亮。


當算法裹挾注意力、內卷吞噬生命力,我們需要重新理解「如何更好地生活」- 是時候打破「自我剝削」的循環,在數字洪流中重建情感聯結,在不確定中培育心靈的韌性。我們希望這裏的每個追問都將指向更自在、更自由的生存可能。


作者 / 翟錦
責編 / 羅文
封面 /《宇宙探索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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