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奕斐和丈夫都是復旦畢業的高材生，但他們在一雙兒女面前很會“示弱”。
2014年，當沈奕斐開始研究家庭教育時，孩子厭學還只是個別現象。11年後的今天，她的親子直播間擠滿了厭學小孩的家長，讓這位復旦大學家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感慨萬千。
作爲二孩媽媽兼社會學者，75後沈奕斐接觸了大量厭學小孩家庭。她對《新民週刊》表示：“孩子厭學不僅僅是對學校失望，也是對整體生活失望的結果。”
這不僅是一個家庭問題，更是一種值得關注和反思的社會現象。
孩子厭學不僅僅是對學校失望，也是對整體生活失望的結果。
孩子厭學，可能是對現實生活失去興趣
“雖然我們做了很多努力，但這幾年厭學的個案愈來愈多。”沈奕斐告訴《新民週刊》，這些個案中的父母覺得特別委屈，經常想不通，覺得自己什麼都做到位了，基本上答應了孩子的一切要求，但有的孩子卻拿不上學作爲要挾父母的一個方式——“你不給我玩遊戲，我就不去上學”等現象時有發生。“現在的孩子不把厭學看成是一個奇怪的選擇，而是一種自然的保護自己的方式。”
經過十幾年的研究和大量個案分析，沈奕斐認爲，如果孩子真的厭學，他不僅僅是對學習沒興趣，而是對整個現實生活都失去了興趣。“厭學的孩子，如果情願到網絡世界裏跟那些從未謀面的人溝通，不願意跟現實的人產生鏈接，那麼對於父母而言，就不能只關注孩子的學習，真正要去做的是怎麼讓孩子對現實生活重新產生興趣。”
在接觸了大量個案後，沈奕斐發現，“孩子不上學，其實是告訴父母自己病了，這是孩子唯一能去讓父母重視自己可能心理出問題的方法”。
但也有不少父母走到了另一個極端——近幾年被診斷爲ADHD（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的孩子特別多。沈奕斐擔心其中是否會存在過度醫療，“孩子上課不專注，馬上就覺得孩子注意力缺陷，似乎孩子確診ADHD以後，家長就鬆了一口氣。我經常遇到這樣的矛盾的父母，一方面給孩子貼病症標籤，另一方面又依然不放鬆對孩子的要求”。
在沈奕斐看來，家庭教育最重要的兩個任務是完成對孩子的情感支持和人格培養。而出現孩子厭學的家庭，往往這兩點都沒有好好去做。“很多父母上了我推出的《鬆弛父母課》後，跟孩子關係變好了，孩子也開始說願意去上學了。但是可能三個月以後，父母又把學習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然後孩子的厭學問題捲土重來。父母對於孩子的學習太過在乎就很麻煩，因爲這取代了生活中本應該豐富多元的親子關係。”
別再與孩子“深度捆綁”
沈奕斐有段話火上了熱搜——“一旦出現密集母職，孩子的抑鬱率一定會增高。”
“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這一學術概念首先來自於美國學者莎倫·海斯（Sharon Hays）1996年撰寫的論文《母性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指的是社會文化裏要求媽媽成爲全心全意的照顧者，好媽媽應該投入大量的時間、金錢、精力、情感和勞動來集中撫養孩子，因此，養育孩子變成了一個高投入的事情。
在沈奕斐看來，中國“密集母職”的現象近幾年日趨嚴重，已經到了讓人窒息的地步。“‘密集母職’以孩子爲中心，但實際上如果家長全方位地關注孩子，那麼孩子的容錯率就很低。”
根據多年追蹤研究，沈奕斐從中國家庭的“密集母職”現象中歸納出三大特點——
首先是家庭生活以孩子爲中心，把孩子看得特別重，安排家庭事務以孩子爲先。比如，下週一是父母的結婚紀念日，同時孩子要期末考試。怎麼辦？父母會把自己的結婚紀念日挪一挪。把孩子的事當成大事固然好，但也會使父母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孩子身上，導致孩子以自我爲中心，一旦進入應試教育，各種不適應接踵而至。
其次是相信“最長情的愛是陪伴”，時時刻刻關注孩子，不給孩子自我發展的機會，父輩加祖輩六雙眼睛時刻盯着孩子，整天像直升機一樣盤旋於孩子的頭頂，干涉孩子的生活。“他們都有一個認識誤區，就是認爲在孩子身上花的時間、精力越多越好。”
第三個特點是父母與孩子“榮辱與共”。由於父母將孩子的每個得失都與自己的成功、失敗掛鉤，所以孩子的任何一個小錯誤都會引來很多不必要的焦慮和壓力，也剝奪了孩子通過犯錯成長的路徑。
沈奕斐提醒說，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父母的角色是不斷轉換的。孩子上幼兒園前和上幼兒園時，父母要多陪伴孩子，當好“守門員”；孩子上小學時，父母是“教練”；孩子上初中時，父母是“啦啦隊員”；等孩子上了高中，父母只能退到觀衆席做“觀衆”了。
孩子是在不斷試錯中成長的。科學研究證明，孩子犯錯要被糾正六七次纔會記住並最終改正過來。父母要明白這一點，鼓勵孩子多嘗試，允許孩子犯錯，孩子才能更快地成長。
2020年，沈奕斐出版《做對“懶”爸媽養出省心娃》，這也是她後來推出的《鬆弛父母課》的基礎。“書裏很大的篇幅都在告訴家長，社會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別老盯着孩子學習成績，那是人生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家長把情感支持和人格培養做好了，孩子就能發揮他的潛能，找到自己的獨特性。”
沈奕斐和丈夫都是復旦畢業的高材生，但他們在一雙兒女面前很會“示弱”。“越是強大的父母，你越要收攏翅膀。如果你是‘老鷹’，孩子可能是從‘小麻雀’慢慢長大的；但如果你是‘麻雀’，你的孩子反而可能長成‘老鷹’。在我家，我經常是最晚起牀的那個，所以我們家兩個孩子從來沒有賴牀的現象,因爲他們知道媽媽是不會叫他們起牀的，他們自己要按時起牀上學。”
後喻時代，家長丟失天然“權威”
父母想要跳出“密集母職”的育兒焦慮，首先是要放下自己的焦慮。在沈奕斐看來，中國父母焦慮的原因在於，成年人面對的不確定性在增多。“過去大家都知道怎麼做父母，因爲兩千年來生活就沒有太多改變。但現在時代日新月異，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時代信息多，家長不知道怎麼選擇，就很容易迷失在不確定性裏，反映到教育上就是容易抓狂，不知道怎麼做是對的，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當下家長處於“後喻時代”，之前的育兒觀念已經不適用了。
“後喻時代”的全稱是後喻文化（the post-metaphor culture）時代，最早由美國社會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1970年出版的《文化與承諾》（Culture and commitment）中提出。當時，她將人類文化劃分爲三個階段：前喻文化（the pre-metaphor culture）以長輩爲知識權威，並喻文化（the mutual metaphor culture）強調同輩學習，後喻文化則因科技革命促使晚輩成爲知識傳播主體。二戰後的技術變革與互聯網普及加速了這一現象，推動家庭、職場及教育領域出現代際知識傳遞方向逆轉。
沈奕斐認爲，後喻時代對教育產生了一個重要挑戰。“過去我們接受教育都是爲了學習一個技能或者發展某個能力讓自己喫得飽、穿得暖，以後生活發展得更好。但是到了後喻時代目標變了。孩子的人生目標從‘喫得好、穿得好’變成了‘我要活得有意思、有意義’。在這個過程中，孩子必須從‘走大家都認可的、合適的道路’變成‘你必須要走出獨特的、自己的道路’。所有標準化的工作都可以被機器所取代，你一定要活出一個獨特的你。這時教育學上的‘歸屬感’概念就變得無比的重要——我是誰？我能做什麼？我對世界有什麼貢獻？這三個問題跟你喜歡的東西，想要的人生緊密相關。當你看到別人的人生很好卻跟你沒有關係的時候，你的模仿就沒有意義。在後喻時代，我們所有的學習和教育最重要的目標變成了讓我們的孩子或者讓我們自己找到我是誰，我的獨特性在哪裏。這是整個時代變遷的挑戰。”
無論孩子是否厭學，他們都可能向父母提出一個問題：“學習有什麼意義？”“我的回答是‘不知道’。人生本就是一個不斷探索意義的過程，誰能確切地說出‘意義’究竟在哪裏呢？但我始終覺得，學習的目的並不是成績，而是學習能力本身。因爲無論你將來做什麼事，都需要具備一定的學習能力，尤其是能否用最快的速度把事情搞定，這決定了你能否騰出時間去做真正喜歡的事情。我會告訴孩子，人生是一段很長的旅程。總有一天你會遇到一件真正喜歡、想投入去做的事。而那時候，你能否抓住它，取決於你是否已經具備完成這件事的能力。而這些能力，往往不是在你喜歡的事情中培養出來的，而是在那些你並不喜歡甚至覺得枯燥的事情裏錘鍊出來的。你必須提前在那些你不喜歡的經歷中，學會如何快速地解鎖能力，這樣當喜歡的事情出現時，你才能真正握住它。”
沈奕斐建議後喻時代的父母可以學學相聲演員于謙。“如果孩子和你抱怨學習上的壓力，你不要立刻做出價值判斷，因爲這很容易讓孩子產生一些負面的感受。他滿腔的熱情都被你給撲滅了，久而久之就不想再和你分享了。你像捧哏的于謙那樣，只要接着話題應和就行，讓孩子和你暢所欲言，這也是一種情感上的支持。”
與此同時，學校和家長要各司其職而不要錯位，前者做好傳道授業解惑，後者做好情感支持和人格培養。“如果孩子出現厭學，大家一定記得要‘曲線救國’。他表面上是對學業的厭惡，其實很多時候是對現實生活、對自己本身的能力或者自己存在的意義產生了質疑。所以，家長要讓孩子感受到現實生活中的樂趣，感受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和生活本身的意義。一個孩子只要熱愛生活，很想去努力做些什麼事情，其實最後人生都不會很差的。”沈奕斐總結道。
由於父母將孩子的每個得失都與自己的成功、失敗掛鉤，所以孩子的任何一個小錯誤都會引來很多不必要的焦慮和壓力，也剝奪了孩子通過犯錯成長的路徑。（新民週刊 記者金姬）
人物簡介
沈奕斐，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家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學社會性別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者。從事社會性別、家庭社會學、親密關係研究近20年，主要著作有《誰在你家》《透過性別看世界》《做對“懶”爸媽養出省心娃》等。
